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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府遗事
2020-11-28 13:30来源:西安晚报 西安报业全媒体编辑:雷莹

  ◎赵利辉

  齐家里有七堡十三村,里中有个颉头村,颉头村有个冢疙瘩。

  冢疙瘩形似一个大馒头,丘高约八丈,底径六十多米,孤零零伫立在沃野之中。村人围丘耕种,每年夏秋两料收了,都要去丘上撒些秕谷给鸦鹊啄食。渐渐地,鸦鹊越聚越多,鸣声聒噪,声闻于天。丘上亦长出些庄稼树木来,远远望去,像是一个秃子突然长出了头发。但到了秋冬,草木凋零,冢疙瘩就又成了秃子的模样。

  丘上的庄稼,村人绝不会私自收割。这是和五丈原的和尚约定了的,送给诸葛庙里的奉秩。和尚们清苦,收了冢疙瘩上的庄稼,庙里一年的生活就有了保障。若遭了年馑,便去化缘,齐家里七堡十三村,人人乐于施舍,这一方平安全靠诸葛爷庇护呢。

  传说三国时,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大营就扎在五丈原上,与渭河北岸的司马懿对峙。但是蜀军粮草不济,司马懿又坚守不出,诸葛亮心里着急。他猛然想起了颉头村的冢疙瘩,便心生一计。叫将士们速借老百姓的芦席,把土丘围了,将秕谷洒在丘顶,所有人马埋伏周边。司马懿看见鸦鹊遮天蔽日,云集在南岸一个大粮仓上啄食,断定那是蜀军囤粮的地方。他果然引军前来偷袭,给蜀军打了个人仰马翻。从此,当地人就把冢疙瘩叫作“蜀仓”,方圆百里叫作蜀仓乡。

  一个人只是蜀仓乡的一颗麦。打我记事起,齐家里已叫作蜀仓人民公社,我十三岁就成了社员,一年四季围着冢疙瘩转圈圈,春耕、夏忙、秋收、冬藏。我爷念过私塾,偶尔会说起齐家里人当年如何勇敢,如何晴耕雨读,我便以为祖上出过进士武举,但他却说齐家里净出些“生坯子”。生坯子是骂人的话。关中男人秉性刚直,说话声大;言语直接,不会绕弯子,往往给人一种生冷蹭倔的印象。其实,关中汉子心地纯朴,不会使瞎心眼儿。真惹毛了,性格不善容忍,一言不合就用拳头弄。里中,颉头村和金台村相邻,连畔种地,常年因为地界引发纷争。两村人皆姓赵,却同姓不同族。每年五丈原庙会耍社火,颉头村人扮演个剧目《过五关》,要是给金台村提前晓得了,第二天就会扮演个《走麦城》,给对方难堪。两队社火一旦狭路上相逢,便各不相让,干柴烈火给秋风刮燃了,两村人立马大打出手。

  据说这仇自光绪年间起,结了有上百年。冢疙瘩周边六十亩平地,地势开阔,人群易于集中和分散。两村人就约好了,每隔三年互下战书,就在“六十亩地里撑明杖”。

  两村虽说结了仇,进的却是同一家祠堂。齐家里的“赵氏祠堂”南北朝向,南院盖有两座大房,中间东西盖两座厦房,北院筑了长五十米,宽十米的围墙。前院大房中间是大门过道,旁边两间,一间做门房;另一间是仓房,里面储备有香和蜡烛,还有麻花、馓子、馒头等食物。后院三间堂庭为议事厅,构造与前院大房有所不同,多了一檩,叫做四檩三椽。靠北立了两个明柱,这样多出一檩的地方,屋内就深了五尺,此间就作为祖先尊位的安放处。五尺间角墙上开有一道暗门与北院相通。前院大门的门楣上,嵌了砖雕的“赵氏祠堂”四个字,蚕头燕尾,用的宝石蓝颜色。宝石蓝和四边刻的云纹相映衬,十分醒目辉煌。东西墙头上写“顶天立地”和“继往开来”八个大字,亦是祖先的箴言。南院两座大房的屋脊,全部立着脊兽,颈项朝天上望。我爷说咱家祠堂比县衙门还要气派。

  祠堂的北院不许外姓人踏入,其实是个土围子,青年后生练武的地方。院内摆的有大刀、长矛、剑、戟、流星锤、九节鞭、五尺棍等冷兵器。齐家里后生擅长使五尺棍,那棍是秦岭里的樑子木做的,柔韧性好,结实耐用;安上铁锄,又是一把好锄头。赵家人尊赵匡胤为先祖,秘传有一套棍术,任何冷兵器在五尺棍下就都拜了下风。赵家子弟又有一股拼命三郎的蛮精神,故而就被外乡人称为“生坯子”。生坯子不光身上有功夫,里中还有个大财东罩着,人称“背篓爷”。他经常对子弟说:“出门在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也不要怕惹事儿,惹下事了有爷一背篓背。”还说:“牛不抵牛是怂牛。”这么一来,齐家里的后生有了靠山,出门总爱惹是生非,外乡人也就不爱和齐家里人较量,嫌是“生坯子”。

  我爷十三岁那一年,颉头村和金台村械斗,出了大事。先是,颉头村下了战书,邀约“六十亩地里撑明杖”,金台村岂能示弱。两村鸣锣击鼓,召集各村后生纷纷到六十亩地聚拢。双方拿了锄头、五尺棍和大刀长矛对阵,彼此怒视对方,但是没有一家愿意先动手。就在这节骨眼上,一条狗突然从颉头村窜出,朝金台村跑去。几个颉头人去撵狗,金台人误以为是去抄他们的后路,便一拥而上,双方扭打成了一团。混战中,金台村的赵虎娃手提大刀,冲入颉头村队伍,白刃刃舞得雪花一般。不料对方撑起五尺棍,借着棍的韧劲,一个前空翻跃到虎娃身后,朝着他的后脑勺,就是一记闷棍。虎娃向前一扑,倒地不起。双方一看出了人命,立即停止混战。往年打斗,两村只要有人受了皮外伤,就都咋咋呼呼收兵回营。这回出了大事,金台人便骂颉头人是畜生,颉头人据理争辩。这一棍出手实在过狠,但究竟是谁打的,县衙也拿不出证据捕捉行凶者,便叫先埋了人再说,金台村的人不依。最后,还是“背篓爷”出面,一背篓背了的。他在赵氏祠堂里给两村族长发了话:“羞先人哩!齐家里七堡十三村,净出些个生坯子......”颉头村自知理亏,给虎娃买了副桐木棺材下葬,背篓爷私底下又给了金台村二十个银元,事情才放下。

  世事渐渐变了,纷纷扰扰,齐家里走马灯一般过兵。民国三年,白狼过境。

  齐家里人听说土匪来了,一时人心惶惶,街谈巷议,打算先躲南山里头避一避,妇女脸上都抹了锅灰。七堡十三村互相联合,把“生坯子”都组织起来,成立了护村队。各村遥相呼应,日夜巡逻,防备土匪来袭。

  白狼这伙人在河南起事,进入陕境,北上攻克了乾州、礼泉,占领凤翔时,其实已经是强弩之末。眼看兵临城下,宝鸡县的知事周光炎不知如何应付,急得在衙门里转圈圈。西堡的杨先生数年前见过白狼,他对知事说:“这人爱脸面,文得很,不是甚么猛人。”他建议应主动派人去凤翔,联系白军粮草支应之事,央求白狼过境不要扰县城。他说:“盗亦有道,土匪都是贪财的,他得了钱财,又自认是大英雄,乐得落一个好名声。”并自告奋勇,愿意亲入虎穴,前去面见白狼。知事无奈,就死马当着活马医,采纳了这建议。他给杨先生备了匹耐脚力的牲口,马鞍里缝上许多银元,嘱他见了白狼多说好话,请大军“绕城走,不抢掠”,否则玉石俱焚。杨先生安慰知事:“咱蜀仓地面有诸葛爷保佑着,吉人自有天相。我学他过江舌战,你学刘先主带百姓往南山里跑。万一不成,就当银元撂渭河里了,别舍不得这些身外之物。”两人商议停当,分头行事。

  杨先生牵马到了渭河渡口,叫船家连人带马撑过河去,吩咐船家赶紧回去,芦苇荡里藏好船,再勿渡一人过河。匹马斜阳,杨先生就上了凤翔原。一路上,见原上各村烟火俱灭,鸡不叫狗不咬,肃杀得很。白狼的兵都头裹红布,说河南话,称作“红头”。他遇到一队巡逻的“红头”,温言头领疏情通报,那头领见杨先生面无惧色,马背上驮着个花包袱,就带他去大帐晋见首领白狼。白狼见了花包袱和马鞍里裹的许多银元,觉得给足了他面子,果然爽快得很。白狼答应了“绕城走不抢掠”的请求,拟定将大军开往甘肃的天水、岷州、洮州。

  五月间,麦梢正黄时,白狼大军从凤翔的县功七盘坡下金陵川,兵分两路行军。第一路,上贾村,过钟楼寺、南皋村、大韩村、东壕村等庄,然后从千河东南过渭河一路向西,经马营镇、姜村堡、益门镇、苟家岭、甘峪,顺渭河到天水。第二路,从金陵川上陵原,由李家原边到长寿沟下坡,顺渭河北岸,西进到了甘肃。白狼过境,果然未进宝鸡县城,抢掠蜀仓等周边乡镇。这件大功劳自然归杨先生,他是西堡的绅士,赋闲在家,平日里读书写字,逍遥自在。而当地方有难,敢于挺身而出,到土匪窝里走一趟全身而退,也是我们齐家里七堡十三村的一个奇人。白狼有眼不识金镶玉,没有请杨先生这样的人做军师,给他出谋划策,只是凭勇一个劲地到处流窜,果然在当年八月,在外省一个叫做虎狼岭的山上,就被人家用火铳给打死了。

  齐家里阡陌纵横,良田千顷,里人却多勤俭持家。我学会舔碗,就是跟父亲学的,父亲是我爷教会的。我爷活着时常说:“不要糟蹋粮食,那是造罪呢。”一念叨就说起年馑和转筋。我爷说的两件大事是上了书的,柳青先生的《创业史》开篇就写道:“一九二九年,就是陕西饥饿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阴历十月间,下了第一场雪。这时,从渭北高原漫下来拖儿带女的饥民,已经充满了下堡村的街道……”

  我爷清楚地记得当时发生的事情。头一年,整年天旱,秋夏两料歉收,小麦干种上,一冬没下雪。紧接着就到了十八年,又是罕见的大旱灾。小麦从种上到成熟,就一直没下雨,麦子长得跟猴毛一样,没法用镰割。我爷只得用手拔,一亩地只有十几斤收成,麦粒瘦得像茴香籽一样。秋天,齐家里就开始有人得浮肿病死了,庄户人称之为憋死了。来年的麦子刚下种,就有人趁天黑偷着在地里面刨。起先还有人看见吆喝,后来就变成了共同的盗窃行为,这预示着明年夏季,庄稼将是颗粒无收。我爷慌了神儿,赶忙去地边头捡麦粒儿,捡别人慌乱中掉落的颗粒,捡到天黑才捡了二两多。

  我爷回到家,家里的规矩,除了老人能吃点馍外,其他家庭成员每天只能喝两顿稀糊汤,煮点苜蓿灰灰菜吃。糊汤稀得碗里能照得见人影儿,有一天喝完汤,我爷突然双手捧起碗舔了起来,把碗舔得跟镜儿一样。开始不会舔,鼻尖和下巴都会沾上点糊汤,叫人看着忍俊不禁,笑出声来。后来,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学他的样子喝完汤舔碗,就再没有人笑话他了。糊汤喝了不耐饥,我爷就去财东家油坊弄点油渣,和麸子皮混和在一起烙成饼饼。又把醋糟在碾子上磨细,掺和进苞谷面蒸馒头吃。半年后,这些吃的都弄不到了,才去剥后院的榆树皮。剥树皮只能适可而止,剥一行留一行,不能全剥了。全剥了树就会死,明年就指望不上了,谁知道这年馑啥时候是个头。背篓爷看不下去了,他在赵氏祠堂设了粥厂,开始救济齐家里村民。风声一出去,外乡人也涌进村来,在赵氏祠堂大门口排队领粥。不到一个月,齐家里的大财东“背篓爷”就破产了。人倒势不倒,他右手拉打狗棍,左臂上架鸟笼,去了虢镇县城讨饭吃。

  世间的事,从来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去县城讨饭的人都染上了转筋。

  得这病的人,先是剧烈吐泻,小腿痉挛,因此叫做转筋。几经折腾后,人眼窝深陷,颧骨隆起,声音嘶哑,脉沉难触;进而神志模糊,肌肉针扎如腐,无所知觉,遂休克死亡。据说这病最先是由外省几个贩枣的商人传入陕西的。他们牵骡子赶大车进了潼关,在馆子里吃饭,吃完就吐了一地,引得苍蝇到处飞。到了傍晚,潼关街上就发生了转筋霍乱,有人突然就倒地死亡,第二天就传到了省城西安。省城的两个酒商,跑来虢镇万顺烧锅买酒,推杯换盏之间还谈起这事,说这病来得猛,传播快。正叹他人命不长,晚间两人就死在了客店里头。店主人开门看时,绿豆苍蝇簇着尸身。苍蝇嗡嗡嗡飞出门去,只几天工夫就祸害了整个县城。

  转筋传到谁家,几乎无一人幸免,父母兄弟姐妹双亡者甚多。土桥的张姓妇女受了传染,她妹子闻讯从乡下来镇上探望,结果姊妹俩同赴了黄泉。西堡的杨忠锄地时死在了地头,杨忠的外甥高明弟兄俩是高家塄人,将舅父抬到北坡打墓时,突然上吐下泻不止,舅父尚未埋葬,兄弟俩死在了墓坑里。东堡的靳成娃家六口人,无一人活命。他兄弟从甘肃回家,邻居看见了问他:“你迟不回,早不回,咋偏偏这时节回来?”他笑说:“我是回家来添数的。”结果一语成谶,果真就添了数,靳家从此就绝了户。铁牛庙巷口篾匠的老母亲身亡,请来木匠打棺材,木匠拉大锯,木板尚未解开,篾匠亦染病身亡。于是一口大棺材改为两个小的,白茬茬棺木金漆还未刷上,木匠又倒卧在了他家。乡邻用芦席卷了木匠,将篾匠母子装棺抬埋。到后来,帮忙抬埋的人也大多染病死了,吓得人再也不敢接近病人。就算是至亲,也只能眼睁睁望着死去。人们不敢探亲访友,伸手相助,既救不活他人,还得搭上自己一条命,转筋诛人是诛人心哩。

  背篓爷不敢回村,怕回去害了全村人的命。他又怕村里人不知道实情,情急之下,就启用了笼子里的那只飞鸽来传信,他咬破食指,用血写的信里给我爷详述了县城里的疫情。我爷收到血书,慌忙去找乡约,请他召集七堡十三村的族长,在赵氏祠堂商议大事。严令齐家里村民,万勿去县城赶会走亲戚。村口用枯树沙袋挡路,或挖壕沟,决不能放一个外人进来。村里大人娃娃,每人脖子上挂一串大蒜,以避瘟疫。好在齐家里防疫下手早,加之地理偏僻,与外乡隔道梁相望,因此才躲过了这场大难。从当年六月发病,八月中旬盛行,转筋在虢镇县城肆虐了两个多月。秋凉了,县城人开始服用中药铺的“雷击散”和“避瘟散”,省城来了几个西医,给人扎针治疗。挨到九月底,转筋才基本销声匿迹了,但死亡已不计其数。我爷骑驴去虢镇找背篓爷,听认识他的人说,背篓爷也埋在了万人坑里。我爷恸哭不止,胸膛吐了一大口血。

  经了这两场大难,县城的人口锐减,来齐家里提亲的媒婆多了起来。

  但齐家里的姑娘不对外,很少有人嫁到县城去。只要出了五服,十三村之间便可以通婚。女子出嫁的时候,不是平常的打扮,必定要把头发随便挽成个不是样儿的发髻,脸上蒙一块红布,身上穿一件红袄;缠足的已放了大脚,趿拉双绣花鞋,反正总要装起极难看的样子来。赶到男家迎娶的时候,女子必定要哭,一直哭到离男家村庄不远的时候才停止。倘若不哭的女子,人家就说她太不知羞耻,往往因此就被村人瞧不起。所以女子出嫁的时候,没有个不哭的。从心里不想哭的,出门时也要勉强哭一两声,来敷衍家人的面子。

  男子把新妇娶到家的头三天,每天晚上无论远处近处,大的小的,老的幼的,有关系无关系的,一齐聚集到新人房中耍房。他们会变着法子逗新郎新妇玩儿,说些极诙谐的话,做些极滑稽的事,甚或做出荒唐的恶作剧来。譬如,年长的老汉,会让新妇给他点一锅旱烟,咂吧上两口。年轻的后生闹着,也要让新妇点一支哈德门香烟,却事先在烟里裹了鞭炮,他们等着看新妇叼上烟,划拉着火柴。但这样的把戏,常在千钧一发之际,被新郎的长辈识破,所以并不会闹出极不愉快的事情来。耍房的人少了,人家就会说新郎家的乡行不好,故而若来耍房的人少的时候,主人必设法招请。因了这个缘故,假若有一家人乡行真正不好的,到了他家娶亲的时候,村人便全体不去耍房,主人也就面子上大失光彩。

  哭嫁和耍房的风俗,在齐家里相传了上千年。为什么旧时的婚娶,男家就是要欢天喜地耍房取乐,而女家要潦草嫁女,女子像吊丧一样地哭泣呢?等到我读了些书,做了空头的文学家才明白。原来婚姻制度的进化,系由抢劫时代进到买卖时代,买卖时代再进到自由恋爱的时代。抢劫时代的婚姻,被抢的女子当然不情愿嫁给个“生坯子”,但势不能敌,不得不去,因而也就顾不得装饰打扮。她又嫌羞,只得故意装出难过的样子,脸上蒙一块布,哭哭啼啼地随着人家去。虽然勉强到男家,她的心里总不愿随你的意。男子既把人家的女儿抢到家中,亦不好意思再用强迫的手段来逼服她,只好请些同族的人来劝说劝说,说些诙谐吉利的话,使她慢慢地顺从。在齐家里的冢疙瘩西面,还屹立着一座高大的烽火台,传说周幽王为了博得美人一笑,在骊山点燃烽火时,齐家里的烽火也是点燃了的。烽火佳人,我更愿意相信,那是八方诸侯被邀请去耍房,参加王的婚礼,而并不是一件多么荒唐的故事。

  1949年,扶眉战役打响,解放军和中央军在五丈原打了一仗。彭大将军的总指挥部就扎在渭河对岸北坡的王鸿骞绅士家里。我们村离战场只有七八里路,村里的人都跑光了。我爷和婆带着父亲、叔伯几个躲进了村南的高粱地里,一天一夜不敢出来。白天只听见枪响,到了晚上大炮轰鸣,原上原下闪着一道道火流,机关枪响个不停,根本分不清谁打谁。枪炮声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到中午时才渐渐稀落下来。胆大的走出高粱地,趴在先人的坟头上张望,说是两方队伍都走光了,大家才敢回村。据说这一仗,解放军攻打三面悬空的五丈原,久攻不下,后来从东面越过石头河进入斜峪口,从后面包抄过来,中央军才投降了的。

  解放以后,齐家里的孩子们,不知谁将一根小竹棍和绳子拴在一起,把绳子弄湿,一圈圈套在耳朵上,另一个人扭转竹棍,耳边就会响起机关枪的声音;如果旋转时用食指将绳子一勾,耳边又会有大炮的响声。这些天真的孩子们,到了秋天,就用玉米秸秆和棒郎郎做出各种各样的枪,分成两拨儿,在冢疙瘩上冲上冲下,六十亩地里滚一身的土。他们上学了,最先识的,是祠堂墙上写的“顶天立地,继往开来”八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