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资料照片）

　　2005年3月25日，由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研究中心、《文学报》和《收获》杂志社在上海联合举办贾平凹长篇小说新作《秦腔》研讨会。与会者肯定了《秦腔》在思想与艺术上的重大成就，认为是近年来反映农村生活方面的史诗性作品，具有相当的厚道感与历史感，是当代文学的一个大的收获。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选载部分带有代表性的发言摘要。

　　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今天研讨会，由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心的两位副主任张新颖和栾梅建主持，我讲几句开场白。贾平凹是我个人比较敬佩的作家，当年他在《上海文学》上发表《满月儿》时，就引起了我、吴亮和程德培的注意，我仍记得我们几个在编辑部热烈讨论的情景，如今很多年过去了，贾平凹已经是中国当代文坛上重要的作家。在当代文坛上，有两位坚持最久的作家，一位是贾平凹，一位是王安忆，20年里他们一直跟着文学的脚步，实绩可观，备受关注，不断有谈论的话语，他们是为数不多的作家中的代表。在时代变化不息的思潮里，贾平凹始终在自己的世界中开拓对于人生和生命的理解，坚持着自己对文学的理解。这一点，平常人很难做到。有人说他是苦行僧，有道理。

　　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秦腔》是一部大作品。对于贾平凹的创作，是一个大突破，有了新的探索。首先是他的叙事方式有了新的探索，小说叙述者是个“疯子”，非常有意味，整个角度有一种引人入胜之处。这部小说关注当下，把当下的现实状况尽可能地呈现出来了，他确实在为农民的生存现实而忧患。这是一个有思想的作家的思考。这部作品以散文化的笔调来写，作者基本是用具体事情来展示人物，与他人和自己以前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小说刻画了很多有个性的人物，包括夏家的几个兄弟，村干部和“疯子”引生等都有光彩。而“疯子”这个形象，更值得我们去分析。他带有点土气的很有个性的语言特别吸引我，用这种乡村气息的语言来写乡村社会，多生动，多有诱惑力，一般作家难以达到。

　　程永新（《收获》杂志副主编）：

　　作为一个编辑，评价一部作品主要看感觉，而理性后退。平凹先生最主要的作品都是先发在《收获》的。他在写《秦腔》这部作品时就备受各方关注，今年一、二期在《收获》连载后，各方面的反响都好。我觉得时间会做出评价，这会是一部于他个人，于当代文坛都是很重的一部大书。贾平凹是中国最有灵性的作家之一，读他的作品能带来极大的快感，就像在沙滩上拣彩石，俯拾皆是，赏心悦目。这关乎一个作家的天资，这不是后天能培养的，有人用乡土作家来概括他我觉得是片面的。另外，贾平凹是一直朝前看的作家，他的重要的作品着眼点都是写当下具有潮头意味的生活，他不落伍，不保守，而且总带着那么一点超前意识。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写当下正在发生着的生活，是磨掉了表面那层亮光的，用理论家的话说，思考的是有深度的生活。比较着说，当今的作家“蓦然回首”式的多一些，即对已经发生过的生活事件进行再思考。分析贾平凹的写作，他的独特点虽是比较多的，但我以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王鸿生（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这部作品对于传统的批评术语来讲，是个挑战。在我的感觉中平常所用理论都派不上用场。我就像听音乐一样去听它，它是慢板流水，而所有的音乐又都是很难解读的，你只有慢慢去品，几十万字能让人去慢慢品，这样的作品太不容易了。如果要概括一下的话，我想说《秦腔》是一部反史诗的乡土史诗。史诗是具有发生性的，是原始的，传统的史诗歌颂英雄，而贾平凹在写作中的矛盾痛苦和惊恐的心理不可能允许他去写部史诗出来，但它的规模涉及的生活面，从政治、经济、权利一直到日常生活的包括信仰、习俗几乎是全景式的对生活的展示，具有史诗规模、质地和特色。他的叙述是“扯联体”。场景的变换，人物故事的推移，情节的过渡，不露痕迹，从容执著，艺术品位很高。新写实主义要求还原现实，但那批作品很少能做到，《秦腔》几十万字的长篇却真正做到了，他是惟一的。叙述人带有一些魔幻色彩，这个角色很有意思，他和所叙述的生活是无距离的。贾平凹是排除观念的介入来写作品的。无论是从政治学还是经济学、文化学的、民俗学的这些角度来解读他的作品，都会有很大的收获。你读这部作品确实就是在读生活本身。你一时读不出它好在哪里，但只感觉确实是好。可以说字字珠玑。过去有人说贾平凹是大师，但那时我觉得还没有大师的气象，而《秦腔》一出来，不得了，我觉得贾平凹真是大师了。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觉得《秦腔》是一部挽歌，他是在写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原来的农村生活方式要成为绝唱。我认为在贾的小说里他一直有一种抗拒。在抗拒着时代中逐渐成为主流的东西。在他抗拒这个时代时，他不完全具有否定的因素，而要把这否定的因素转化为肯定的因素，就是说，他要营造一个结结实实的生活。目的是什么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沉入那种生活的整体性中去。为什么呢？史诗性的写作本身就具有一个对抗现代化趋势的力量，印象最深的是《秦腔》“后记”中写到原来的乡村生活完全崩溃了，中国一百年来的历史就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摧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到底摧毁了什么呢？他是在用文学还原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小而言之对我们当代文学的批评界，大而言之到文学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秦腔》的存在就提出了一个挑战，即我们该怎么去面对这个现象。作为一个作家，贾平凹不能对这种现象作一个理性的思考，它只是构成了一个完成的生活世界，就是王鸿生老师所讲的现象学还原。这个生活世界遭受了外界各种观念的侵袭，我们在读的同时感觉到这个世界多么丰满，但也知道这个世界正无可奈何地消失。这本身就构成一个巨大的张力。他的野心不仅仅是在描述这样一个世界，还期望用这个世界来抵抗时代的潮流。怎么来对抗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对人的异化和分崩离析的一个挑战。文学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对话的。贾平凹的小说至少是在当代文学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环境里面提出了一个新问题。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这两年我读了“三腔”，李耳的《花腔》，莫言的《檀香刑》，是猫腔，再是《秦腔》，他们都想找到一个最好的说话方式。我觉得《秦腔》更成功。《秦腔》改变了我对贾平凹的认识。因为他一直在写作一直在变化，《秦腔》提供了一种新东西，他对故乡的基本态度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对当代生活出现一些问题后他总想回去，回去以后就能找到一些答案，用弗罗伊德的说法这也就是说回归母体的冲动，《秦腔》的回家，是结果也是很心酸，已经不能够从熟悉的生活中找到以前每次都能找到的那种慰藉。这让人想起《狂人日记》。这是回归和告别的相同的主题，基本的姿态是告别。这是他创作的一个转折，是中国文学问题的一个缩影。他的很多态度也在转换，比如备受诟病的那些性描写，对周易对民间智慧的喜欢。《秦腔》的好处在于他写无边无际没完没了的闲言碎语，好像你在树上打核桃，从这个角度好像没有了，但是你换个角度打又有了，打不完的，真是赏心悦目。以前读他的长篇总感到有一个作家的影子在活跃，而《秦腔》中能代表作者的那个作家夏风放在了一个非常边缘的位置上，贾平凹这部书里如建一个公园，但他没有为观光游客提供一个地图，他只是一个呈现者，这很重要，与别的作家拉开了距离。再是语言上，阅读过程中惹人发笑的连篇累牍的俏皮幽默，一个整体语言的改造。他一方面在复原这个世界，一方面又在复原的世界中得不到安心。“告别”的心态笼罩着全篇。这是我对这部小说叙事范本的一个考虑。

　　栾梅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想先简单讲四位作家的创作及其作品，一个是鲁迅的《故乡》，一个是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一个是高晓生的《陈奂生上城》，第四个是《秦腔》。如果我们在乡土文学大的历史范围来看的话，那么《秦腔》是有很大的研究价值的。我觉得《故乡》是几千年农村社会在鸦片战争后农村破产凋零的状况下产生的。中国几千年农民的落后愚昧使得鲁迅写出了《故乡》，这是我们20世纪乡土文学的一个起点。故乡里的人物是什么样子呢？这一点我们看得很清楚，就像阿Q一样的人物，和封建文化的影响尤其是鸦片战争的摧残是有关的。正因为农村的败落和凋零，所以我们才有了推翻“三座大山”的任务。本来在解放以后，农民可以当家做主了，农村合作化运动也开始了，这时《李家庄的变迁》也就产生了。赵树理的笔法非常准确，也很真实，他给我们形象地展示了农民翻身前后的心理和情感。农民确实是翻身了，李家庄确实是“变迁”了，但是这样的变化是很短暂和虚幻的，在经历了大跃进和自然灾害之后，农村又变得破败和凋零，回到老路上去了。农村真正开始改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段时间描写农民的比较好的是高晓生的两部小说：《李大顺造屋》和《陈奂生上城》，而后一部更有代表性。农村的土地承包刺激了农民的个人积极性，精神焕发，农村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陈奂生”上城了，农民的命运开始有了大的改变。在经过了这个文学浪潮之后，作家队伍有了新的变化，写得好的作家日趋减少。在这样大的背景下，出现了《秦腔》这一部长篇巨著。这对我们当代文学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贡献。贾平凹看到了农村的新景象，但是由于存在地域差别，西北一带还依然存在农村破败艰难的现象。他感受到了在似乎生气勃勃的土地承包之后，当今农村重又陷入衰弱与凋零，感受到农村中重又面临的艰苦局面。书中有这样一个场面：当夏天智去世之后，竟然连给他抬棺材的人都没有了。因为农村里的年轻人都跑出去打工了，农村里没有了青壮劳力，大家都跑出去讨生活。农村重新陷入到另外一种破败和萧瑟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秦腔没人去唱了，秦腔消亡了。在这个意义上讲，《秦腔》就是一首绝唱，或者正像罗岗教授所说的一样是一首“挽歌”，是对农村生活的一首“挽歌”。从这个背景上来分析的话，《秦腔》的出现不仅对于现在的文坛很有意义，即使对未来它的意义仍然是很大的。所以它的出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和作用。

　　张生（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教授）：

　　如果说我们50年后选两个作家，我会选王蒙和贾平凹。在我看完《废都》之后，我就在等待一部《废乡》的出现。在我看了《秦腔》的“后记”后，我知道《废乡》终于出来了。他所写的这个农村，尤其是在《秦腔》里面提到夏天智的死，其实就是一个《废乡》。对《废都》一直以来就存在一种误读。我认为在上世纪80年代转型期，文学中能把握时代精神的就是《废都》。作家的小说是个完整的整体，是个生命，就好像把一个人随意改造以后，就不是原先的他了。对于《废都》我觉得它的结局和《围城》里知识分子出走的结局很相似。《围城》里方鸿渐从家里走出来，和《废都》里庄之蝶夫人走入人群中很相似。就是大时代的情绪被作者抓住了。所以在这之后我就很想了解他的情感。我看了贾平凹《在女儿婚礼上的讲话》，我觉得一个作家的信仰对真善等更高理念的追求在这篇文章里显露无遗。作家没有责任去回答世界提出的问题，他们的任务是去感受这个世界。在美国，很多人都在期待伟大的美国文学。那么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我们期待伟大的中国文学。套用美国的话来说就是：第一，要有伟大的情感和真诚；第二，要让有文化和情感的中国人看得懂；第三，就是同情心。《废都》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我很希望贾平凹有一天能把这个空格填起来。

　　刘志荣（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

　　我主要想说的是《秦腔》的叙事方式。我当时读时，感觉就像缓慢的流水。开始有些把握不住他到底要表达什么。但就在这个很慢的节奏里面，我感觉好像生活世界本身变化一样，消失的东西刚来时可能会觉得不安。这种叙述方式让我想起张爱玲在一篇文章里所说的，它好像日光的移动一样。它的移动几乎让你感觉不到。但是最后世界突然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变化中我们感觉到的还不仅仅是生活表面的东西，而是一个非常值得珍惜的东西在消失。比如说里面写的秦腔，这个是跟陕西传统的农民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在消失了，并且消失的很惨。这让人感到很伤感。所以我感到贾在写作时不但有惊恐，还有很悲痛的情感在内，甚至还有惶惑，这个“惶惑”里面有一些很无奈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整部小说的情感用“惶惑”来形容更加贴切一些。在小说中有一部分分裂的东西，比如说对原先世界的一种态度。这就产生了作品的张力。

　　梁永安（上海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大家对《秦腔》的评价都很高，因为他具备了某种惟一性。以后写文学史的时候，我认为有两个作家避不开，一个是王朔，一个是贾平凹。我认为贾平凹不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而是一个表现主义作家。贾平凹的创作表现了文学的一个本质，描述的东西不把它当做一个主流的文化来看待，这本身就是一个亚文化，一种矛盾交错，朦胧未变，就是这么一个交错里面他体现了一种冲突，一种戏剧性。他的文化底气，文化记忆，是最深远的一个，但他面临的困境也是最大，这个转换非常之难。我始终觉得他是一个“寻找型”的作家。他表达了一种“两难选择”。我是不太赞成过多的强调贾平凹的乡土性，我始终觉得他始终还是“走在路上”，这样说并不是要树立一个理性化的原则，原则一旦确立，创作也就僵化了，如何深化这样的困境困惑，贾平凹在这一方面是无可替代的。在《废都》中我们能感受到这样的震撼力量。《废都》在这么多年的文学史里表达出来的特有的一种文化的折射，它是非常好的一个文本，现在小说的困境是叙事方法的困境，是不是我们可以考虑出一种乡土气息的表现主义？找一个合适的突破点？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南美文学的成功，是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表现方式，诸如《百年孤独》，具备了一种审美力。因为小说终究不是社会学和哲学，它的审美气质一定要畅通。也正因此我才说贾平凹正在路上，他出身农村，受到了来自传统和现代的影响。在各个点上他都有所尝试，《秦腔》正是他的所拥有的一种心灵和所处的文化环境的结构中，表达那种断裂，那种痛苦，那种冲突。可以说他的创作给中国文学作出了很大的艺术贡献，在解决小说发展的叙述层面上，是很杰出的一种突破。

　　倪文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曾经去过陕西，听过秦腔，异常的高亢悲凉，《秦腔》的叙事调子正是这种高亢悲凉的色彩。《废都》当年被“评歪”了，或者说“误评”了，它的“误评”是社会转型带来的结果，贾平凹在写作时有两类预设的读者，一是东部的读者，二是家乡的父老，那么这些隐含的读者对创作的影响又是什么呢？在今天，很多读者没有耐心去读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作品，而批评家呢，往往怀有对大作品的热情期待，这样会不会牺牲作品本身的丰富性呢？但愿《秦腔》不会。

　　李生滨（宁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从《废都》的阅读到现在《秦腔》的发表，我认为他的小说可能到了第三步。上世纪80年代他的作品实际上是在写“人物”，《废都》《土门》这一段仍然是在写人物，但已进入人物的内心，其实就是说他随着本人生活的变化，他的内心可能有了很多的东西。到了《秦腔》，贾平凹可能蓦然回首，发现一种踏实的东西就在心里，生活与情感原来结合得那么紧密，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的。他的作品的确是有了新的突破。我们可以说《秦腔》回到了叙述，一种呈现的叙述。这的确给我们批评提出了一个挑战。

　　朱静宇（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

　　《秦腔》反复看了两遍，觉得是一部相当优秀的长篇小说，我写了论文，叫《一部艺术佳作》。贾平凹在这二十余年的文学历程中，始终保持了旺盛的创作精力，为当代文坛不断奉献出一部部有影响力的佳作。《秦腔》既是他在艺术上的突破与创新，同时也是他在二十余年来艺术创作结晶的体现，值得认真总结与揣摩。它的叙述手法是作者找到的最适合的叙述方法。在四十余万字的似乎平淡的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的背后，你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外表内的暗潮汹涌。通篇都被一层浓浓的象征意味所笼罩，整部小说显得十分含蓄、隽永与耐人寻味。对一些事件的描写，作者的态度是迷惘的，也是辛酸的，并进而使小说涂上了一层伤感的气调。他总是在不经意间，信笔所至，旁逸斜出，然而仔细咀嚼，却都具有深意。我觉得象征意味是《秦腔》看似平淡，其实却是浓得化不开的一个重要原因。再是语言多姿多彩，它是获得“有意味的形式”的另外一个关键所在。相对来说，他以一种散文的心境和笔法娓娓道出，其实是一种冒险，稍不注意便可能造成阅读与审美时的疲劳，然而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总之，《秦腔》在艺术上处处显示出作者写作技巧的圆熟与老到。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部经得起检验、在当代文坛上有一定地位的艺术佳作。

　　周立民（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在这里我主要想谈一下自己的几个困惑。第一个是：我不同意“反史诗”的看法。任何作品都会有一个作家对世界的认识。史诗是有整体性认识的，而反史诗是消解这种认识的。那么该如何界定呢？这就是当代批评家在面对鲜活作品时的尴尬。当代批评的话语还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当社会发生变化时，作家的创作也在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变化的流程。批评的标准必须与作家的变化流程一致，话语必须做相应的调整。第二个是：刚才有人提到小说中关于“大事件”的描写。这就是所谓作家思考的问题如何进入到作品中去。在《秦腔》中这种大事件也有不少。比如修建市场、乡干部抢粮等，这是否存在理解上的问题呢？即这可能是作家的植入，而不是生活本身所具有的呢？但一旦回到农村，就知道这不仅仅是观念，恰恰是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就像柴米油盐一样现实。第三点：“傻子叙述”的问题。他的好处是“他”不完全是傻子，如果真是的话那么就流为陈旧和庸俗了。“他”不是傻子，而是有点像我们东北人所说的“一根筋”，“他”的叙述不是混乱的无逻辑的，是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叙述角度，不仅不会破坏作品的和谐，还会给读者带来很大的心灵震动。第四点是《秦腔》所带来的更多的思考。一是：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很快，那么相应的是人们阅读的速度也跟着快了起来。王元化先生曾说过，文学是要人慢下来的东西，而不是要与生活节奏一致的。这样看，如果强调快节奏阅读，那么对作家的创作会带来很坏的影响。《秦腔》的出现对当代文学创作提出一个关于“慢读”的问题。这可以说是一块碑，跟当下流俗和生活的节奏对抗的一个象征。它的存在对当代文学的创作很有意义。（栾梅建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