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亚军和同事在泰国南部攀牙记录海啸死难者资料。（新华）

邓亚军（资料图片）

　　2005年7月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政府正式向泰国政府提交了1100多份泰国海啸遇难者DNA数据检测结果，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来访的泰国总理他信出席了交接仪式。在中泰建交30周年之际，这份由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司法物证鉴定中心所做的检测结果，成为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而这个项目的带头人就是33岁的邓亚军。近日，邓亚军接受了央视《面对面》节目主持人王志的专访。

　　我们是代表中国出去的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海域发生了强烈地震，并引发了百年不遇的巨大海啸，造成沿岸各国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在数以万计的遇难者中，绝大多数遇难者的身份无法识别，而邓亚军所在的司法物证鉴定中心是国内少数几个能够提供所有类型DNA检测手段的机构之一。从媒体上了解到灾情情况，12月28日，邓亚军向上级部门递交了赶赴灾区进行救援的申请，而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像这样去国外执行某一项任务的经历。

　　王志：你为什么想去？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邓亚军：一方面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国际援助在里面，因为海啸造成的人员伤亡太大了，我们希望能够尽我们的一份力量。再一个我们就是做DNA鉴定的，就想在这个时候通过做这个鉴定来证明一下自己，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完成这项任务。

　　王志：你当时感受的是什么压力呢？

　　邓亚军：第一个是我能不能很好地完成这次任务。既然外交部把我们派出去，那我们就是代表中国出去的，我能不能代表中国完成好这项任务？还有一个就是我能不能把他们几个人平安地带回来？这些都是压力。

　　绝对不吃米饭和豆芽，因为太像蛆

　　救援组工作的地方在泰国南部灾情最为严重的攀牙，在攀牙的两座寺庙内，存放着数千具遇难者的尸体，必须对他们进行身份识别。和中国救援组一起工作的还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救援专家，按照国际惯例，多国救援人员迅速组成了大型灾害遇难者个体识别协作组，简称DVI。此后的半个月，邓亚军等人一直在DVI组织中同国外同行并肩作战，对尸体进行前期的身份识别工作。

　　邓亚军：我们先给每具尸体拴上标牌，就是编号，每具尸体都有个编号，是要亲自动手的，然后量尸长，当时的感觉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反胃，不停的要把反上来的感觉尽力压下去，特别痛苦。

　　王志：有专门进餐的地方和休息区吗？

　　邓亚军：没有进餐的地方。休息区就在离尸体大概两米左右的地方，是一个棚子。所有的人在那个地方休息，或者吃饭，照样能看到尸体，闻到气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你离五百米，照样能闻到那臭气。如果需要吃东西，会从住的酒店里边带一些东西过去，但是我们的人条件反射，带的东西都吃不进去了，绝对不吃米饭和豆芽，因为太像蛆。后来使馆的人比较细心，就帮我们带三明治并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每一小块都扎上牙签，这样我们才可以吃了。

　　全场为中国的表态而吃惊

　　由于尸体高度腐败，DNA检测几乎是对这些尸体身份识别的惟一手段，而泰国的实验室又不能进行这么大规模的DNA鉴定。

　　2005年1月1日，邓亚军等人直接在DVI会议上，向会议主席提出，中国愿意承担这次海啸所有遇难者的DNA鉴定而且承担相应的检测费用。

　　邓亚军：这句话一出口，当时会议主席嘴巴就张那儿了，全场都愣了，至少安静了30秒，然后全场的其他专家都鼓掌。我觉得他们吃惊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些人比较年轻，再一个又是来自中国，他们好像老把中国的技术水平看得比较低，没想到中国居然还有这样的水平。

　　王志：这笔费用由谁来承担？你能做主吗？

　　邓亚军：应该我有一个底线，我之前跟所里说了一下，我说大概有五千具尸体，这个工作我要拿下来，我们所长说你是被派出去的全权代表，你做什么决定，我们都支持你，我们有多大劲使多大劲。

　　你一个做不好，那就是中国做不好

　　在泰国工作了15天之后，2005年1月15日，邓亚军带领的救援组返回北京，并从泰国带回第一批100份样本，在北京的DNA鉴定工作正式开始。

　　邓亚军：平常我们做的比较多的是民事案子，类似于亲子鉴定，还有一部分刑事案件，那些因为是常规样本，我心里非常有把握，可是这批样本，你一点错不能出，你还必须做到最好，而且你有一个做不好，那就是中国做得不好，而不是说我邓亚军做得不好。

　　王志：第一次为什么拿到的样本是100个？

　　邓亚军：其实最早计划给我们的样本只有25个，他们不太相信我们，而且还要派出两个人跟着我们，要看我们的实验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我们的使馆很强硬，我们大使就说，25个样本，那算怎么回事？所以经过反复交涉，他们第一次才准备了100个样本，在怀疑中我们回到北京连夜开始了检测工作。但是很遗憾，我们用的牙齿样本检测结果就是不好。据了解，海难的尸体，也不知道海水有什么样的作用，海难尸体的牙齿是做不出来的，可泰方因此更怀疑我们了。

　　一波三折但她没有失去自信

　　牙齿样本几乎全军覆没，让邓亚军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让泰国政府和DVI的专家们尽快了解情况并解决问题，1月21日邓亚军再次返回泰国。

　　邓亚军：当时DVI大概有二十多人，我要给他们报告结果，当时我印象很深，有一个韩国人，他听着我的结果的时候直摇头，那意思是中国不行，然后所有的人都很沉默，也不发表什么意见，我还是有很大压力，我建议更改流程，不要牙齿样本，但只能接受既采牙齿又采骨头的流程，他们决定给与第二批样本的同时，派五个专家来全程监测我们的检测过程。

　　2005年1月30日，五位DVI的专家护送460份样本来到北京，然而在他们监测下，这些样本依然做不出来结果，此时DVI开始向其他国家的实验室发送样本进行检测。不仅是国外的媒体舆论，公安部、北京的司法界都对他们有很大非议。邓亚军等人陷入了空前的信任危机，但邓亚军依然对自己在牙齿样本上的结论抱有自信，最终事实也证明她的正确，澳大利亚等国的实验室依然没有做出结果。

　　就在邓亚军向外交部提交解释报告的当天，她收到了来自泰国的邮件，DVI正式宣布，以前从海啸遇难者尸体上采集的牙齿样本无法检测得出DNA结果，全部改为骨骼样本进行检测。2005年4月5日，第三批样本从泰国发往北京，500份全部为骨骼样本，局面出现了转机。

　　邓亚军：骨头样本对法医学领域来说它都是疑难样本，整个一个流程做下来，一个样本大概就需要一周的时间，但是在这期间，我们许多耗材就断档了。这些耗材是从国外购买寄来的，一旦试剂断档，我就急得不得了，最后没办法，我们派人飞到美国，直接买这些东西。

　　王志：在一波三折的过程中你不委屈吗？

　　邓亚军：我特别委屈。因为压力大，如果其他部门稍微配合不好的话，我会对他们又哭又闹，眼泪哗哗哗地流下来，因为骨粉研磨出来DNA是非常容易降解的。

　　王志：有没有后悔过接受这个任务，提出来这个任务？

　　邓亚军：说实话真的有。可是就因为我在泰国的一句话，承诺要做DNA鉴定，就是别人都撤出，但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下去。这些骨头样本都是疑难样本，第一次的成功率很低，只有40％，再做，成功率达到了60％，到最后我们骨头样本的成功率达到了84.7％。

　　84.7％，让世界不可思议

　　王志：一共对多少具尸体进行了检测？

　　邓亚军：我们已经做了1600个样本，也就是1600具尸体了，但是我想大家可以从媒体上看到，从我回来一直到现在，我们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很多想来采访的媒体都被我们拒绝掉了。

　　王志：为什么拒绝？

　　邓亚军：因为我们胆战心惊、兢兢业业在做，我说我们现在一定要低调，一定要等最后的结果出来。你必须让它正确、准确、无误。

　　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我经历了太多的东西，真的有那种绝处逢生的感觉。据说泰国现在还有两千具尸体没有被识别，什么时候都识别完，我们的工作才宣告结束。

　　王志：泰方现在的评价呢？

　　邓亚军：他们特别高兴，泰国总理特别高兴，泰国那边的DVI组织就说，简直不可思议，中国做得太好了，他们没有想到取得这样的结果。因为骨骼样本属于疑难样本，各个国家大概平均水平是50％左右，这也就是国际水平了，而我们做到了84.7％，让他们不可思议，跟其他实验室相比，数据返回得最快，数量最多，质量也最好。

　　王志：那你们为什么能这么高呢？

　　邓亚军：一个是我们的高度责任感，再一个就是技术水平，还有一个是管理体系，我们三方面整合起来，才达到了一个最完美的境界。据央视《面对面》整理

　　人物简历

　　1972年生于陕西省西安市

　　在西安交通大学法医系取得学士、硕士学位，现博士在读

　　1996年至1999年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刑警队担任法医工作

　　现为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主任2005年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