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这是几位外国老战士在大会上。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许多国际友人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把支援中国抗战当做自己的职责，当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任务，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对此，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新闻核心

　　日本必须切实反省侵略史―――国际友人评价中国纪念抗战胜利活动

　　这四位友好人士分别是：加拿大著名和平友好人士文幼章的次子文忠志，加拿大白求恩纪念馆馆长ScottDavidson，曾加入八路军的日本老兵前田光繁和小林宽澄。

　　日本老兵前田光繁、小林宽澄：“日本必须切实反省侵略史。”

　　“我听完胡主席的讲话第一个感受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今天能够生活在如此和平、幸福的环境中。”前田光繁指的是讲话中谈到中国人对战争的观念，对过去、现在的总结和对未来发展的思路与理念。

　　胡锦涛在讲话中提到，“不少当年参加侵略战争的日本军人真诚忏悔战争罪行，以实际行动推进日中友好，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们的良知和勇气应该得到高度赞赏”。这一点令曾被八路军俘虏，后来做了不少反战和中日友好工作的前田光繁和小林宽澄印象深刻，前田光繁说，“这句话鼓励了我，我今年89岁了，我希望活到100岁，继续做好反战的工作。”

　　前田光繁对现在日本国内有人企图走军国主义的老路深感担忧。他说，胡锦涛的讲话反映了目前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现状，日本政府在参拜问题上频繁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胡锦涛讲话指出，长期以来，日本国内总有一些势力矢口否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性质和罪行，竭力美化军国主义战争，并为已经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的甲级战犯扬幡招魂。前田光繁说，这也是对日本国内那些想回到过去的势力的警示。

　　白求恩纪念馆馆长ScottDavidson

　　“胡总书记的讲话对1931年至1945年这段历史进行了整体描述，”白求恩纪念馆馆长ScottDavidson说。对于这位35岁的国际友人来说，那段历史并不太熟悉，但是他从讲话中了解到中国人民是如何不畏牺牲、浴血奋战，和各民族、各党派、各国家友好人士团结一致，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历程，ScottDavidson说，“二战老兵们为信念而战，我尊重那段历史。”

　　加拿大著名和平友好人士文幼章之子文忠志

　　作为文幼章的儿子，文忠志对中国的近代史了解很多。他的父亲在中国生活了35年，曾给他讲述不少关于中国抗战的故事。文忠志说，“胡锦涛主席在讲话中回顾了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发展历程，尤其是抗战那段历史，中国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全民族共同抵御外侮，彻底改变了中国近代以后饱受外来侵略的屈辱历史，”文忠志说，“总书记的讲话让我深深感动。”

　　文忠志还说，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也提到现实问题，这就是中日关系问题，这有助于理解现在的中日关系。

  9月3日，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型纪念活动的（由左至右）佟兵（佟麟阁的儿子）、冯理达（冯玉祥的女儿）、舒德洛·达拉斯（俄罗斯老兵）、史同德（老兵）在仪式开始前交谈。

 90岁的美国飞虎协会主席，美国航空志愿队（飞虎队）战斗机王牌飞行员罗西（右）向人们致意。（8月31日摄）

　　“我很高兴我们赢得了二战的胜利。”90高龄的前飞虎队王牌飞行员罗西笑着说。

　　飞虎队

　　2日下午，罗西和来自22个国家的200多名二战老兵和100多名中国抗日将领、老战士出席了《北京和平宣言》签署暨北京和平墙的揭幕仪式。

　　1941年，“中国空军美国航空志愿队”成立。志愿队因插翅飞虎队徽和鲨鱼头形战机而得到了“飞虎”的绰号。在对日的31次空战中，飞虎队员共击毁敌机200余架，自己仅损失了14架，5名飞行员牺牲，1名被俘，夺回了日本对中国西南省份的制空权。

　　“起初与我们交战的大部分是日本陆军装备的性能相对较差的97式战斗机。”罗西说。“但即使是对付零式战机，我们的P－40速度也很快，常常是打完就跑，然后绕回来接着打。”

　　王牌飞行员

　　P－40飞机是飞虎队的主要装备，也是太平洋战争初中期美国陆军的主力战机。对比而言，P－40机动性不如日本零式战斗机，但具有较高的俯冲速度。因此飞虎队往往采用高速俯冲、打了就跑的战术，避免与零式战斗机纠缠。

　　作为首批来华参战的志愿队员，时年26岁的罗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击落了6.25架敌机，成为飞虎队的30名王牌飞行员之一。

　　罗西解释说，有时候几架P－40同时攻击一架日本战机，击落敌机功劳大家平分，因此就出现了小数点后面的数字。

　　“驼峰航线”

　　罗西于1942年7月开始执行“驼峰航线”上的飞行任务，并成为这条航线最高飞行纪录保持者。

　　1942年初，日军占领缅甸后切断了滇缅公路，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道路基本中断。为了把抗战急需的大批物资运进中国，美国和中国联合开辟了一条从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到中国云南昆明的全天候战略物资运输空中航线。

　　这条全长800多公里、横跨喜马拉雅山脉的航线沿线山地海拔均在4500米~5500米上下，最高海拔达7000米，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的峰背，故而得名“驼峰航线”。这也是世界航空史和军事史上最为艰险的一条运输线。

　　“当时我们运送的主要是汽油、弹药、飞机配件和药品等物资。”罗西说。“我当时以为战争会在6个月内结束，于是接受了任务。否则我肯定不会去开运输机，而是参加海军去打日本。”

　　然而这条航线上的任务也并不轻松。高海拔加上恶劣的气候，强气流、低气压以及经常发生的暴风雪、冰雹和霜冻，再加上日军战斗机的围追堵截，飞机随时都有坠毁和撞山的危险。

　　罗西说，当时最难对付的就是天气。由于天气条件极为恶劣，指挥部发出的导航信号常常中断。不少飞行员就是因为这一原因而最终燃料耗尽或撞上山峰。即使选择跳伞，飞行员也会落入荒无人烟、野兽出没的原始丛林而难以生还。

　　这条航线上有个“铝谷”，其实那是飞机常失事的几条山谷，晴天时可以看见飞机残骸在阳光下闪出铝的金属光泽。

　　“当时流行着一句话：你可以沿着失事飞机的残骸找到昆明。”罗西说。“当然，这可能有点夸张。”

　　战后美国官方数据显示，美国空军在持续三年零一个月的援华空运中，为中国空运各类战争物资65万吨。美国空军在“驼峰航线”上一共损失飞机468架，平均每月达13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

　　“当时根本顾不上害怕，因为我必须集中精神。”罗西说。“在中国上空我执行了700多次任务，很难说哪次更危险，可能是因为已经习惯了。”

　　虽然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罗西对这些战斗经历依然记忆犹新。“中国人民十分友善。”罗西动情地说。“第一次战斗我们就打下了日本战机，当时昆明的市民从四面八方赶来迎接我们，给我们带来了鲜花和食物。这很令人感动，因为那是他们仅有的一点东西。”

　　美国小兵的峥嵘岁月―――专访美国友人克利福德·隆

　　克利福德·隆今年已经80岁，曾任美国飞虎14航空队协会主席，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51战斗机大队25中队P－40战斗机飞行员，参加过1944年怒江河谷、腾冲及松山战斗，4次飞越印度和中国之间的“驼峰航线”。

　　1944年到中国作战的时候他年仅19岁。

　　“常常想念自己的家人。但全家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在哪里，在做什么。”他不无感慨地说。“母亲是偶然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在中国的美国空军人员名单，才知道我居然来了中国。”

　　克利福德对自己第23次执行飞行任务记忆犹新，这次任务意义特殊，目标是日本军队腾冲总部。

　　克利福德回忆说，“就在我们完成轰炸、向上爬升撤离的时候，突然发现13架日军‘奥斯卡’战斗机迎面扑来。混战之中，我的P－40战机正面遭到多次攻击，其中一颗子弹击碎了我的护目镜。飞机右控制器和液压系统失灵，迅速开始螺旋式下滑，我奋力操纵飞机爬升，最终强行在保山降落。我是‘死里逃生’。”

　　日本兵残忍邪恶，丧心病狂。如果被日军俘获，遭受的折磨让人难以想像。“我记得差不多每个人在腰间都系一个手枪皮套，里面是一把0.45英寸口径的手枪。这是一把备用的手枪，是在被日军俘虏的时候，可以用来结束自己生命的手枪，以免受非人的摧残和凌辱。”

　　克利福德说，如果没有飞虎队，可能有更多的日军登陆，可能有更多的中国城市遭殃，但是如果不是中国军民牵制了日本军队的力量，美国要想取得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就会更加艰难。中国军民的作用至关重要。合作至关重要。

　　克利福德激动地说，“当年我们这些飞行员是把生命的一部分留在了中国，曾几何时，我们以为自己所做的被遗忘了。60年过去了，我又来到中国，我感谢你们的盛情款待，我想告诉中国人民我的心里话：我曾经在这里战斗过，只是尽了自己的一点点力量，我感到很欣慰。”

　　新闻背景　　

　　中国抗战中的国际友人

　　1新闻记者

　　“抗日战争时来华的外国新闻记者在50人以上，其中许多人是著名记者，如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等。”他们历尽辛劳访问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忠实报道中国军民的抗战情况，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2白衣天使

　　“抗战时期在华开展医疗活动的国际友人，有姓名和事迹可考者达38人。”张注洪说，“他们或到前方诊治伤病员，或协助训练医务人员，或参与筹设医疗机构，都在多方面做出贡献。”

　　3建设者

　　在战火弥漫的抗战岁月中，还有一些国际友人来到中国参加各项建设。有的参加“工业合作社”的经济救亡运动，如新西兰的路易·艾黎，英国的乔治·何克、赖普吾、普艾达等；有的参加教学和科技工作，如英国的林迈可、克兰尔夫妇等；有的参加文化建设，如日本的绿川英子、朝鲜的郑律成等。

　　4 战斗员

　　在抗日战争期间还有许多战斗员、指挥员及军事观察家等来到中国，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的实际战斗之中。在战斗人员中，有以库里申科为首的苏联志愿飞行员大队，以罗伯特·山德尔、杰克·纽寇克为队长的美驻华空军人员；在指挥人员中，有参加晋冀抗战、后被我军授衔的原越南籍将领洪水，有美国政府派遣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兼中、缅、印美军司令的史迪威；在军事观察人员中有抗战时期来华的美海军陆战队的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有抗战后期驻延安考察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多姆凯、戴维斯等。

　　新闻影像

诺尔曼·白求恩1938年春来到中国革命根据地延安，担任军医，援助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后抢救伤员时感染病毒，于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17年随父母迁居中国。1933年开始为中国革命工作。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向国外真实报道了中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战绩，曾多次深入抗日前线和根据地，采访过中共领导人。

“飞虎队”全称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成立于1942年4月，1946年4月战争结束后解散，创始人是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

爱德加·斯诺，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1928年来到中国。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赴前线采访，写下了一批颇有影响的有关中日战争的报道。

　　本版文图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