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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著名外科专家吴蔚然
www.xawb.com 2005-09-24 11:59:59 央视《大家》
 
 

  《大家》播出节目《著名外科专家吴蔚然》,以下为节目内容。

  开场白:

  在周恩来总理最后的日子里,有一对兄弟陪伴在他的病床前。哥哥是吴阶平,他曾经作为嘉宾来到我们《大家》的演播室。而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弟弟——我国著名外科专家吴蔚然。

  解说: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一天,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吴蔚然接到一项任务,去中南海为毛泽东主席会诊。事实上,这次会诊的真正目的是让吴蔚然劝说主席做一个小手术。

  主持人:我听说您曾经劝过毛主席做手术?

  吴蔚然:那是个别时候。

  主持人:当时是怎么劝他的?

  吴蔚然:我跟毛主席看病的时候不多,因为他是内科病,他没有外科病。那是哪年我忘了,反正文化大革命当中,让我去看他。他长了个大……,夏天,长了个——我们叫它有点像脓肿也好,痈也好,反正疼的要命,可是一看化脓了。

  主持人:实际毛主席对医生不是特别的信任,他特别有自信。

  吴蔚然:毛主席看着我,也不说话,后来我看了,我就说:主席呀,你这问题“表面化”了,该解决了。我也没说它脓不脓,我也不说挑不挑,割不割,我说这个问题很“表面化”了,应该解决了,他说吴蔚然。你这大夫会说话,那就办吧。那就打麻药把脓放出来,脓一放出来他就不疼了,就好了。

  主持人:您操作的吗?

  吴蔚然:我操作的,那当时就做了,那你要跟他反反复复地说,这有点化脓, 这已经脓肿了,还没破,又发炎了,打针也没用,已经有脓了,打点麻药挑开了。我就简单说,因为毛主席说话,问题简简单单的。后来我也看过他,我看得不多,因为他没有外科的,我就不太看。

  主持人:您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是灵机一动说出来的,还是深思熟虑之后呢?

  吴蔚然:我没太多考虑, 因为我没感觉害怕。那时候觉得见到毛主席都哆哆嗦嗦。

  主持人:您是第一次见毛主席吗?

  吴蔚然:我第一次,我以前没有亲自跟他当面说话,就直接面对面地,没有面对面说过话。当然在天安门城楼,或者某些时候见过。没有亲自跟他说过话,

  主持人:所以 ,一般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会紧张?

  吴蔚然: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见到毛主席谁都哆嗦。我倒没觉得,我对干部,即使领导干部,我觉得我还拿他当病人,我是尊重他。

  主持人:您的眼里只有这个疾病?

  吴蔚然:我觉得就是病人,医生就是看病的。你相信我,我就治,你说不相信我,那就换个人吧,反正我也不能要求非让我治。

  解说: 1920年10月,吴蔚然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经商的父亲曾希望自己的子女从政,然而吴蔚然似乎天生并不适合这样的期望。于是父亲给了他三种职业选择:律师、建筑师、医生。因为在他父亲看来,这三种职业可以保证子女将来一生衣食无忧。

  吴蔚然:我父亲说的这个呢,正好我大姐夫,我大哥就到了协和医院读书了。后来我跟吴阶平,看到那环境很好,所以自然而然就(选择了学医)。那时候实际上不单纯是为了学医,有些人是因为自己家里有病人,觉得总要学个技术,有的人早就有了治病救人的愿望。而我们呢 ,那时候觉得,将来要有个谋生的一技之长。

  解说:1941年秋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吴蔚然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1946年毕业,获医学博士。1948年进入北京协和医院,从此成为一名职业医生。

  主持人:但您学了这个以后呢?

  吴蔚然:学了以后呢,我越学觉得越感兴趣,一方面感兴趣是什么:接触的人,那时候很尊敬你,做医生, 病人很尊敬你,很敬重你。二一个呢,你觉得给病人解决了一个痛苦,不光解决了他的痛苦,解决了他周围甚至家庭的痛苦,你也感觉到很快乐,很高兴。

  解说:1974年,吴蔚然调入北京医院。这是吴蔚然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工作变动,他恋恋不舍的离开了自己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协和医院。从此走近伟人,亲身感受了他们的领袖魅力。从1955年吴蔚然跟随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开始,到1976年周总理去世,很长时间,他一直工作在周总理的身边,尽管那时他并不是周总理的专职保健医生。

  主持人:您可能接触比较多的,应该是和周总理接触比较多吧?

  吴蔚然:周总理接触多,开始接触是在万隆会议以后,从1973年,他开始得了癌,那就经常接触,一直到1976年1月8日过世。这接触年头比较多,总理有他的你没法说的那些优点,但是他也有他的不足。

  主持人:您都跟我们讲一讲,他的优点,他的不足都是什么。

  吴蔚然:那他优点太多了,总理头一个,他那风度,就让人服他。你不管谁,中国人、外国人。虽然衣服上也不是什么讲究,它总是一般料子,他比一般老干部,也是一般料子,穿就不同,他总是烫得整整齐齐,刷得干干净净。这风度上 ,你比不了他的。而他对人的关心,为什么那些,咱们现在看到,秦怡、黄宗英、 张瑞芳,那些一大堆电影人围着他?他实在关心这些人的工作生活。他自己、他对人,要求也是很严格。有时候,可是你也摸不透他的心理,我虽然也尽量捉摸心理做事,有时候摸不透。有一次他手指头不好了,给他弄了弄, 我给他包扎 ,用纱布。我想尽量包扎得秀气一点,小一点,省得难看。那他是右手包扎,他说:你这吴蔚然 ,你怎么包这么小啊!那他们握手知道我有病啊。那握得我死疼,你包得大大的。他从那头说,他让人看到他不好,那你就摸不透他的心理。

  主持人: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吴蔚然:总理原则性很强,就说公私分明,原则性很强,克己奉公。譬如总理他是南开的,我也是南开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请几个南开的老同学,一个姓李的,我记得 ,有一个, 请大家呢,去西华厅吃饭。他买半只烤鸭,他说我尽在外头吃,有烤鸭吃,你们半个,我不吃你们就够了。当然他自己花钱。他到杭州,尼克松最后离开,总理送他到机场。回来路上,过十二点了,突然走过西湖那楼外楼。西湖楼外楼不是吃糖醋鱼有名嘛?总理很会吃, 总理是个美食家,不是一般老干部随便吃的,他很讲究吃。他说我请你们吃楼外楼糖醋鱼。那时候已经一点多,那时候人家都歇店了。

  主持人:下午啊 ?

  吴蔚然:下午一点多, 送走了飞机。那当然 ,人家一看总理来了,没说的。完了他完全自费,没有公家掏。他说今天我请你们吃,他确实,不是说的。他真是廉洁奉公,一点都不沾公家的好处。

  主持人:您在总理身边,应该说呆的时间很长,陪他的时间很长。

  吴蔚然:真正呆的时间,也就是1973年到过世,其他都是出差,临时的。出差就去,不出差、他不病,我在医院工作。他在家里,他事挺多的。总理除了他这种党性原则以外,责任心以外,细心关心人也是他的,别人比不了的。但缺点也像孔明那样,太多的事了。

  主持人:你刚才所说他的缺点,就是这种事无巨细都要去管?

  吴蔚然:也不见得事无巨细,就是有些事情可以放一放的,可是有时候他细吧,他还真找出问题来,你们都赶不上。文化大革命时候, 五一、 十一,或者多半就五一、 十一,上天安门 ,有个谁上天安门了。不是有个笑话嘛,最后一句老是“还有一个余秋里”。那一版全是名字,为什么要登那么多呢?那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命运)。详细极了的名单,因为那个《人民日报》一版,都是那个名单,。他一个一个要看,可是每次都让他找出来了。你得看好几个钟头,每次都让他找出来落了谁。他倒没说,我没碰见他说,那这个不该上啊,还有谁谁怎么没有啊,落了,每次总让他发现。

  主持人:所以很多人说:周总理是累死的。

  吴蔚然:总理办公室老是这么高一摞文件,哪天总理出访了,小平同志代总理,两三天, 那堆都没了, 都给处理完了。他就是大事管,小的事就不怎么管, 他批大事。总理来回看,可不文件越堆越多。

  解说:在周恩来总理最后的日子里,他和大哥吴阶平同在总理治疗小组,亲身经历了那一段难忘的岁月。

  主持人:总理去世前,当时是您和吴阶平,您兄弟俩都在身边?

  吴蔚然:都在。总理很苦的,总理长的癌比较复杂,他不是光膀胱癌,他有肠癌什么的,都做过手术。周总理到现在没有留下片言只字,我们当初也提过,说您不愿意写,那时候已经有——没有现代这么高级的录音机——那老的录音机,你说一些事情,或者留在百年后人家将来研究。他知道的一些事情谁也不知道,百年后也可有个历史,他不留。所以到后来,至少直到现在,据我知道的, 除了文件档案馆有,总理个人的东西没有留下。自己没留下什么话,或者回忆录那一类性质的东西,或者写过什么东西。

  主持人:包括他在生病期间,在生病期间也没有任何的交代?

  吴蔚然:没有任何交代,有些事情跟邓大姐都不讲。不是表扬他,书上说,他党性强嘛,邓大姐都不能随便进他办公室,好多他们政治上邓大姐不该知道的事,都不跟邓大姐讲。所以总理是个完人,你说那点缺点,那不是缺点,就是他工作的一个方法问题。

  主持人:最后的手术,包括最后去世之前这段日子里,您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啊?

  吴蔚然:他到最后,很重了,要见一个人,他说他要见罗青长。后来也知道,罗青长是负责台湾工作的,所以他念念不忘台湾这一摊工作。找罗青长来谈一谈,他一定有些事情要交代。大家分析嘛,这是关于台湾统一的事情。所以他一直想着政治,他对他自己,好像生死他没谈过。他说这次恐怕活不了,或者怎么样,他从来没给我们这么表现过。

  解说:1973年,周恩来总理曾对邓小平夫妇说:“小平的保健你们应该从吴家选一个人。” 三年后的1976年,吴蔚然正式开始负责邓小平的保健工作,而此时的邓小平正处于他一生中第三次政治逆境中。

  吴蔚然:他住在东交民巷 8号,8号 ,从前也是老干部住的地方,贺龙也住过,罗荣桓 、张鼎承都住过那房子。就把他搁到那儿,搁到那,就有一点略含贬义的意思。他原来住很大一个独门独院,那时候他的医疗关系,还是属于301总参,有一个保健大夫。不过那301的蒲院长,蒲院长有一天跟我说,他说小平住在8号,离我们医院是很近的,因为东交民巷离我们北京医院很近,那就归你管吧。我说那我可管不了,我说他是你们总参的人,我是地方干部我怎么管?他说我们医生还在,有大点事,你就负责办吧。那我就跟院党委请示,我说他让我管,院党委也没说不行,那到底他什么意思,或者住的距离太远。不怕, 我就管 ,那时就有一个护士,一个大夫。

  主持人:那时候邓小平的政治境遇其实不好?

  吴蔚然:很不好,说得不好听等于隔开,并不能出来随便活动的。我就管着了,后来因为跟小平同志,跟他夫人卓琳同志,跟家属相处的关系比较和谐,他们就说你别走了,你就上你的班,但是我们这摊事,你就过问过问,管管。以后越管越多,以后他恢复工作了,等到打倒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工作 我就要去得多点了。实际上还是301作为直接管理,我不过作为一个比顾问稍微重一点的工作吧。

  主持人:您那时候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他当时的政治境遇很差,而这对您来讲实际上也许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吴蔚然:开始做保健工作的时候,就知道,做保健工作是一个危险的职业。带有一定风险,不叫危险,风险性的职业。不是业务上的风险,是政治上的风险,这个东西政治上复杂。所以那时候,我也跟吴阶平商量,我说咱们不做,组织上让你做;做,那就只能豁出去了。

  主持人:但那时候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您看到邓小平在那个时候,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状态?

  吴蔚然:小平同志本来就不太爱说话,他人在沙发上一坐,除了打桥牌说几句,他很少说话,即使跟家里人,卓琳 、朴方,他话都很少。

  主持人:但那个时候,您看邓小平在逆境当中,包括后来他复出的时候,那时候您觉得他情绪上有些变化吗,心情上有些变化吗?

  吴蔚然:那你还是感觉到他的情绪有点,虽然不说话,那沉闷跟愉快的心情……。1992年回来讲话,到上海以后,是那一年还是晚一年,说给上海政策给晚了,上海改革开放晚了。他从情绪上讲,就这么跟他们上海人讲,给你们政策晚了,你看他情绪就比较高昂。

  主持人:你学邓小平的话学得很像啊!

  吴蔚然:没有,四川话嘛。他是个很深沉的人,所以他思考问题非常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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