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向记者讲述他的理论

老人的第一个试点路牌

　　核心提示

　　西安一位普通老人独立研究、摸索了30多年，试图推广一种全新的门牌号编制方法，他将之命名为“米号制”，即利用实际距离来编号，如××路1米号、2米号、3米号……这样就能有效杜绝门牌号混乱现象。在采访中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在一种沿袭了几百年并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旧制度前，老人的呼声显得那么微弱，他的推广行为屡屡碰壁，但老人却执著地推广着自己的理念，他相信“只要是科学的，就能被历史接受”。作为凡人，我们不可能预知未来，如果米号制的科学性终有一天被历史所证明，那么西安这位普通老人的名字也许会永久载入人类历史的史册。

　　■文／图记者李秋玲实习生李红申

　　他是西安一位普通的退休老人，每月依靠几百元的退休工资过着清贫的生活，老人戏言自己是“吃了药不吃饭、吃了饭就不吃药”。但是老人心中却憧憬着一个美丽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他已执著追求了30多年，“我不为名、不为利，只是希望我的研究成果能够早一天走向全世界，为全人类造福”。他就是西安黄河机器制造厂的退休工程师赵安民。

　　门牌序号制存在先天性缺陷

　　跟老人约好下午2点见，老人详细说了他家的地址，但是我们按照“14街坊45号楼”却半天找不着，跟老人再次通电话才知道走错了，原来这里有两个家属院都叫“14街坊”。见面忙解释，老人却说“不怪你们，都是这门牌号惹的事儿”，“如果按照米号制，我们这个家属院就是长乐东路×米号，我家的楼就是东45米、南10米号，进了大门，你朝东走45米，再朝南走10米就到了”，“这次采访你们迟到了16分钟，记者走南闯北尚且如此，一般老百姓找地方那就更不知道要浪费多少时间了。”

　　老人介绍说，建国后西安的门牌更换过五六次，最近一次是1998年到2004年花了六年时间，与全国662个城市一起完成了标准地名标志设置工程。在地名牌编制方法上一直沿用序号制和预留空号的方法，这样编制出来的门牌号既无定位数据，又无明确导向，而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道路的变迁，序号制不符合地址存在变化的客观规律，实用上无法确实“有序”的弊端日益突出，而预留空号这一办法也并不能有效改变序号制编了乱、乱了再编的不良循环，导致出现错号、乱号、无号等混乱现象。

　　老人走遍西安大街小巷，“揪出”许多“谜语式”的门牌号：

　　环城南路东段1号是陕西日报社，而其左邻是36号、右邻是38号。

　　长乐中路41号对面难找42号，42号与41号相距了整整一站路。

　　到了幸福北路11号，没有人知道幸福北路7号在哪里，因为它远离幸福北路且垂直于幸福北路约530米远。

　　西影路在新编门牌过程出现了5A、5B、5F等副号门牌，青年路出现了71.1号、71.2号等甲字号门牌，行人找地址十分困难。

　　老人认为，序号制曾是历史的功臣，但到现代社会已经成了“绊脚石”，成千上万人因地址难寻而耽误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与机会，并阻碍着各种应急预案及时到位，给消防、急救、邮递等工作带来障碍，社会效益持续受损。序号制之所以给社会带来混乱，是因为它缺乏科学性，无法满足人们对地名牌信息精、准、稳的要求，应抓紧进行彻底改革。

　　一次偶然引他走向研究之路

　　赵安民出生于陕北清涧县玉家河乡一个革命家庭，父亲是老红军，母亲是老八路，母亲严静曾任雁塔区人大主任，赵安民的叔叔赵苍璧曾任中国公安部部长。从小耳濡目染父辈们的革命精神，赵安民从小便有一种为百姓谋利益的神圣使命感，谈起自己30多年的研究，赵安民说：“别人都说我是不是有病呢，搞个这研究，没钱、没利，图个啥？我说，这是为百姓造福的大好事，科学的门牌号将会减少多少多少损失，可能会救多少条人命呢。”

　　赵安民1964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导弹自动控制专业，文革期间被下放到黄河机器制造厂担任技术员，门牌号的研究与他的专业和工作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走上了这条艰辛之路。

　　1971年赵安民去宝鸡出差，要到二八○厂，按照门牌号地址他整整找了一上午也没有找到，当他非常气馁准备买票返回西安时，路边一个老人告诉他“二八○厂再往前走4公里半就到了”，他就顺着路往前走，果真走到4公里半时，就是那个厂。他非常感慨，由此联想到能否用实际距离数做门牌号，当时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丈、尺、寸制度，用丈太长、用尺太短，没有一个合适的计量单位。1975年我国开始实行公制，改成米、公里，英国也取消英制改用公制。八十年代公制成为国际单位，这为米号制的诞生创造了条件，赵安民关于米号制的想法在此期间初步形成。

　　1992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告诉了叔叔赵苍璧，叔叔非常支持他，鼓励说“光嘴上说不行，你要形成一套完整的文字方案，给你两年时间，你把它给我整出来”，于是赵安民大鼓干劲，终于用两年时间完成了一个系统的实施方案，但是叔叔却在方案出来之前离开了人世。赵安民的母亲严静也非常支持他的研究，今年11月1日母亲病重期间，赵安民拿着自己写的一篇关于米号制的文章给母亲看，母亲当时正打着吊针，但却执意要在文章上签字，表示对儿子的支持，赵安民只好握着母亲的手帮她签了名，“这是

　　母亲最后的绝笔，第二天她就昏迷了，几天后她就去世了”。

　　让米号制早日造福人类

　　在赵安民家中，记者看到他的家中堆满了各种资料，他先后为这个研究写了129篇各类文章，他还按照中国标准制定的统一格式，自己起草、拟好了一份厚厚的“里位制全球精确定位导向地名标牌系统编码规则”。

　　经过30多年不断完善，米号制已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老人介绍说，米号制就是依据“地表任意两点，通过一条固定路线的里程永远是一个不变的常数”这一客观规律，利用相对里程坐标系，给所有道路通向的地址定位，结合经纬度给每个地名牌标上准确的路向里位数据，这种门牌号精准易找且稳定不乱。例如老人给东大街设计的米号制为以钟楼为起点，钟楼就为东大街0米号，路南为单号，路北为双号，东大街全长为2131米，骡马市离钟楼有273米，就为东大街273米号，以此类推，柳巷为433米号，端履门为539米号，菊花园为889米号，马厂子为1208米号，顺城东路为2120米号等。

　　老人总结米号制有实施容易、耗资少、使用便捷三大优势。只需普通的GPS定位仪、罗盘和米尺就可实施；编码工作初中二年级文化程度的人就可以胜任；一次定位、长久不变；后续添牌由建筑商负责依规则实施，而政府只负责审核、批准与验收；建立维护不存在编了乱、乱了编的恶性循环问题，故总体费用比“序号制”省。

　　在日常管理使用中也非常便捷，任何人只要看到当前一个地名牌，就能立即知道目的地的路向里位，甚至只要有一份有经纬线的普通地图，便可不用问路直达目的地。米号制还可在全世界推广，同时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高端要求，老人研制的门牌号牌上的主要文字符号是世界通用的，并公布了经纬度和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网址、电话等内容，可使有高新设备及自动驾驶导航设备的交通工具尽情发挥作用。

　　2004年夏天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看过他的方案后，表示说：“我们慎重地研究后认为，米号制可行，如果西安市能筹措五百万元，便可立即把市区地名牌全换成米号制，可惜财力有限，国家又无统一计划，无法实现。若要在一两条街做试点，我们很难说有这个审批权限。”但是老人毫不气馁，为了让米号制能够在实际中被试用，老人几十年来无怨无悔地到处去推广。

　　2003年民政部在我市召开地名会议，老人终于得到一个试点的机会。有关部门同意他在纺织城纺北路进行试点，老人立即带上尺子，亲自在纺北路测量距离，然后回家用孙子的水彩笔画制了一个米号制的路牌。为防止纸张被损坏，他给纸刷上了油漆，并贴在了原路牌上。可惜的是，这个路牌由于风吹雨淋，仅仅保持了几个月，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老人的第一次尝试就这样中途夭折了。

　　经过多年奔走、呼吁，令老人欣喜的是，2004年经专家评审后，市科技局、财政局已将“米号制地名标牌系统”列入社会发展研究的科技攻关项目，多年来他的研究也获得不少专家及部门的认可，迄今为止他的理论尚没有任何人提出过质疑。忧的是，改序号制为米号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老人一个人的力量实在难以推动，米号制仍迟迟应用不到实际中，在经历了次次碰壁后，老人表示“序号制沿袭了多年，老百姓也习惯了，现在要让他们改变，的确很难”，“为不引起过渡过程中的混乱，在推行米号制过程中，可以仍保留原有门牌号，可以先从一个小区或是一条街道试行，然后再逐渐推广”，“推行米号制，我现在不要钱，我只要一个机会，让我试一下，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遛遛，米号制能否经得住考验，应该让实践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