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真市民王先生（左一）的3元停车费公益诉讼，引发法学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交了数额不菲的养路费，就有在路边停车的权利，为啥停车还要再交停车费？”较真的西安市民王先生状告西安市交管支队、城管执法局、物价局每次收取3元的临时占道停车费，公然质疑这种实行了多年的收费惯例，引起法学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中国打假第一人”王海专程从北京赶来声援王先生。10月31日，西北政法大学举行的“占道停车收费合法性公益诉讼研讨会”上，多名专家、教授、博士生等，就3元停车费引发的公益诉讼进行了深层次探讨。

　　“合法性”之辩

　　每次在慢车道停车收3元停车费，是否合法？这成为多位专家探讨的首要焦点。

　　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师李燕玲很早就关注这起公益诉讼，在今年9月初，莲湖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她是王先生的义务代理人。

　　她认为有两个问题必须搞清楚。第一，作为合法性的问题，涉及到收费的主体，这个主体不管是城管，还是交警队，收费的主体都是政府机关。从客体上来看，3元停车费是公民的私有财产。毫无疑问，这是国有权力对私有财产、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所以，必须搞清收费的合法性。况且，这起诉讼首先是合法的。

　　第二，这起诉讼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它的正当性。在明确了收费的主体和客体后，就要探讨收临时停车费这种行政行为的性质是什么，属于一种什么行为。“从我查找的法律依据上来讲，最高层次的法律依据，我能找到的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这个法有明确的规定：本法所指的道路是快车道、慢车道、人行道。”李燕玲说，“那么这些道路的管理者究竟是谁？管理的方式是什么？我觉得，首先我们把正当性搞清楚，再谈论它合不合法。”

　　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博士王丹红对此有不同意见。她说：“既然要收费就要有依据吗？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我们讲收费的合法性，指的是行政法制原则之下的行政权力的行为。比如说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你就不能从制度上否定它的合法性。至于收停车费，和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是不相同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都有权力性和强制性，就是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但占道收费是不一样的，你如果不愿意交停车费的话，可以不在这停车。况且停车本身就含有服务，比如给你指示停车。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必须搞清它的合法性？我觉得不是。”

　　“中国职业打假第一人”王海从北京专程赶来，参加这次研讨会。作为他主持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项目”，王海每年都要支持各地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公益诉讼官司。他认为：收停车费的合理、合法性问题，首先要看收费本身有没有现行法律依据。因为收费这一行政行为，应是在法治政府之下实施的。如果从现行法律中能找到收费的合法性的依据，那么，收停车费这个问题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收费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关键的问题是，这个现行的法律依据是不是与法理相悖。

　　“合理性”之争

　　其实世界其他国家都在收停车费。拿法国来说，收了费后会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这个费是干什么用了，罗列的很清楚，大家也没什么意见。在日本是这样的：政府给你划定的停车位，你在里面停车是不收钱的。但是你如果不在停车位停的话，要重罚。

　　那么在中国，收3元停车费是否合理？公益研讨会上，有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尽管大部分专家对收费的合理性存疑，但王丹红博士明确提出了她的反对意见。

　　“我和别的专家的观点不一样。占道收临时停车费有它的合理性，这是为了满足现实的需要。”王丹红说，“有个问题我们必须明确：公共设施提供给我们的时候，这种公共服务并不一定总是免费的。所以说公共设施给我们提供特别服务的时候，你去消费这种公共设施，收取一定的费用是很合理的。只有每个人对公共设施的使用、消费都是一样的时候，才不会收费。”

　　这起公益诉讼的当事人王先生，是一个凡事爱追根问底的人。他曾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对“手机帮困基金”发难，将每月收手机用户10元帮困基金的政府告到法院，却被驳回。

　　“那时，一个月收10块钱，一个人一年要交120块钱，100万的手机用户就是十几个亿。这钱到哪里去了？不知道。”王先生说，“收停车费的事也一样。刚才各位讨论，认为收费是个合理的事情，但合理的事情不一定合法。我追问的焦点就是这个费收的是不是合法。其实大家买了车，3块钱的停车费都掏得起，我当然也不是在乎这个钱。但为什么我要站出来呢？我之所以这么执著，我是觉得政府应该首先知法用法、依法办事。现在是法治社会，政府收的很多费是合理合法，我没有意见。但政府一定要收停车费这个钱，可以通过人大等立法机构立法，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随意。”

　　“收费制度”之探讨

　　作为诉讼，法院已经受理、开庭了，最终要看法院依据什么标准来判。宣判结果似乎变得更不重要，大家更关注的，是这起公益诉讼背后的法理真相，和由此引起的对收费制度的反思。

　　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院长、教授王周户认为：从收费制度里引发出的问题，跟税收的道理一样。政府是在公共权力的运行中，通过收费实现社会管理的，维持停车秩序的。那么，这种费反过来就应该用来服务社会秩序。但实际上，这个钱收了以后，没有下文。那么更大的问题是，正因为没下文，反过来交警队和城管部门才更热衷收钱，所以才会发生有的警察躲在树后面偷拍这种怪事。假如收来的钱，政府都一步步盯死，那收费的职能部门就没有那么多积极性了。所以，我们国家的根本问题，税收的钱收上来干什么了，都无法去查问，更别说这个停车费用来干什么了。我们国家现在还做不到向纳税人来承诺或兑现透明。

　　王院长对收费制度的综合反思，引起了研讨会专家的共鸣。怎么完善收费制度。王院长认为：一个是要逐步完善这样的透明制度，你收的费不能自己的部门所用，另一方面，越是在停车位这种资源紧张的时候，政府权力符合正当性的公共要求应该更强烈。所以王先生的这个诉讼，可以触动收费部门，弥补它应有的正当性。这样，首先看收费依据是否齐全，其次，即使有依据，但你的依据和制度的形成本身是否有问题，就是向上触动了。我们总要迈出这一步，如果不这样，今年是这样停车收费，十年后还是这样。

　　“不收费”之呼吁

　　“停车要管理，这毫无疑问。但管理是不是必须要收费呢？能不能通过不收费的方法实现管理呢？比如你划定的车位，每个车停放不得超出一小时、两小时。”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姬亚平说，“如果把管理变成收费，那收费的积极性就扩大了，到处划定停车位，现在给你划定在繁华市区里边，以后农村也跟着学，乡里也划停车位。你不在停车位里边停，我就罚款；你在停车位里边停，我就可以收钱。那老百姓往哪个地方停车呢？”

　　收停车费的问题为什么会引起大家的关注？王周户院长认为：因为大家觉得，你收了钱秩序还是不好，停车还是个问题。按理来讲，秩序化管理，收了费应该提供相应的服务。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收了停车费，停车秩序也不会更好；没收费，秩序也不会乱到哪儿。这个主要在于行政机关，就是行政权力在行使中所应有的职责和履行情况。这个焦点的核心是：首先政府的职权是什么？下来这个费是基于什么来收？是基于你的行政权力来收？还是对社会资源的调整和使用来收？还是维持社会秩序来收？

　　“我想探讨一下：支持这种收费的人，认为是汽车过多地占用了公共资源和额外资源，把这个作为合理收费的理论和前提。那么，是不是一个车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就是占用了公共资源？什么情况下没有额外占用？这个判断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个标准没法确定的话，那么‘额外占有公共资源’更多的只是一种简单判断。”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张西安说。

　　张教授的第二个结论是：如果我们认为机动车停在某个地方就是额外占有了公共资源的话，那么，我们还要看机动车的使用人，是否支出了高于其他人的占有代价。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能支持“额外占有”的说法。因为开车前要交养路费，过桥过路还要再交费，这已经超出了行人或骑自行车人在使用道路时交的费用。

　　物价局或成被告

　　说起来很有意思：王先生已为停车交了不知多少停车费。但这次为区区3元停车费“大动干戈”，是王先生交完停车费，在车里坐着等人时，琢磨出来“这事不对劲的”。

　　今年9月，王先生状告西安市交警队和执法局已经开过庭了，交警队拿出了《收费许可证》，交警队和执法局认为，有这个证就可以收停车费了。这是他们唯一能“说得过去”的东西。后来，王先生为《收费许可证》的事找到西安市物价局。物价局的人也认为《收费许可证》有问题，但“有人打招呼”，“不好撤”。

　　此前，记者与王先生多次暗访，收费员就问：“要不要票？要票三块钱，不要票一块钱。”要是交一块钱的话，这个钱就落到收费员的腰包里了，成了他个人的收入。

　　王先生认为这种行为是“权利寻租”。“物价局应该是价格监督管理机构，不应该成为不合理收费的源头。”王先生说，“很多人支持我打这个官司，这给了我力量。我要坚持把这个官司打到底。”

　　据了解，10月30日，王先生在莲湖区法院起诉了西安市物价局，法院说先审查7天。11月5日上午，王先生接到法院的电话，是否立案法院还在研究。

　　“公共权力”之反思

　　为什么近十年来，公益诉讼越来越多？只要产生一起公益诉讼就会引发公众对一种现象的反思，会引起大家讨论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引起关注的原因，应当是老百姓认为一些行为是不合理的。那么产生不合理或不正当的判断，显然不是依据的现行法律，而是依据法理中的自然平等和正义的东西。

　　对此，王海的理解是：法律是来公平各种利益的，这起收停车费的诉讼，反映出一种利益冲突。就政府收停车费的行为本身，不管是利用公共权利提供公共资源和公共秩序也好，还是以其他什么理由来收取这个费用也好，这个里面有个人利益和所谓的公共利益的冲突。发生冲突的时候，作为法律应该怎么去平衡？优先保护谁？这是我们应当关注的。

　　讨论至此，与会专家把讨论方向投到了如何规范政府行为这一层面。显然，大家对“公共权力”的反思，更为关注。

　　王海认为：政府在公共事务、社会发展等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同时也有相当大的权力。政府可能会认为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试图规划每个公民哪怕是细小的生活，这就出现了现代“公共权力膨胀”的问题。那对个人而言，就产生了公共权力对个人而言的界限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其实，王先生的公益诉讼，争的是什么？应该说，就是为更多的普通百姓争取应有的权利，与有关部门平等对话。

　　文／图记者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