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活的，是烟云散尽了的世态。社会在往前走，人的智慧经历不断化为“历史”。历史也是残缺的，朝代变迁使它因公致残。篡改历史就是给人装质量不过关的假肢。一个城市的历史不在办公大楼里，博物馆里的历史也是断章取义的，可将信将疑。真的历史散装在公共园林里，好的园林代表着一座城市，它不会消失，留存下来的遗址仍然散发力量，遗址就是历史在残喘。

　　世上难写的文章要数写老的园林了，因为你不能安装假肢。老园林都是大书，从头到尾翻一遍已是难事，完全读明白是根本谈不上的，因为你的“专业知识”不够用。唐朝诗人写园林从不敢评头论足，只是直抒胸臆，不是胆子小，是明智。写园林让我着迷的有两位，远一点的是曹雪芹，近的是陈从周。曹雪芹写刘姥姥进大观园，是本分人的本分态度。他的园林观是大旗不倒的皇族气派，出手大方阔气，但“处处刻意，少借天工”，行家评述他的方法只宜造“私园”，公园行不通。陈从周先生自身是园林大家，写文章却跳出“园理”，天工人心，意趣盎然，让人爱不释手，读了想再读。

　　有好园林的城市才叫大城市，如同有好图书馆的大学才是真大学。园林是一个城市的格调。长安城是唐朝的大城市，仅园林一项，在当时的世界里也是超一流的，“皇家园林，寺观园林，私家园林（贵族和文人园林），公共园林，品种齐全，各有其代表作”。这是李浩教授《唐代园林别业考録》序言里的一句话。忆当年，“长安春时，盛于游赏，园林树木无闲地……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这是《开元天宝遗事》里的记载。芙蓉园是长安城里众多园林中的一处，是当年的核心园林，皇帝出没的地方都叫核心。大唐皇帝的“开明之德”是把个人的心情和百姓的仰戴融为一体，每年都有几宗“万民欢聚”的游园盛会，而“赐宴芙蓉苑”是当时的文人“耀家门”的至上待遇，是“蒙圣恩”的大事。唐诗中有数百首是写曲江的，可以遥知当年的核心之胜。

　　大唐芙蓉园是2005年开园的，开园的盛况几十年里少见。但门票50元，我前后去过四次，第一次是被人请，后三次是我请人，外地来人慕名去看，我只好忍破费之痛，否则就是不朋友，也不文化。2008年7月1日，芙蓉园周边曲江池、唐城墙、大慈恩寺三处遗址公园同时开放，三处景观特立独行，各显匠心与格局，又缀连相映，簇拥着大唐芙蓉园，如秦岭诸峰簇拥着华山。走在园内的路上，我还有一个兴奋点，这三处好景观是不收费的，可以随时去看。

　　让老城市出新不仅仅是领导人物想的，也是百姓们愿望里的事。在遗址上造公园是为了让历史鲜活起来，也为了让百姓拥“文化”以自重。但干这档子事如同在狩猎俱乐部打猎，可以开放，但不能放开。每一步都可能碰到“规则”，每一枪都须打在“框架”之内，“子弹”打飞了即便是没伤着人也会招来“众怒”。这是最应该向建设者致敬的地方。在俱乐部打猎，首要的是“理念”，理念是做事的“工具”，是司机手里的方向盘，是学生书包里的笔。香港作家董桥说过一个“理念”的例子：一个老师说：“你又忘了带钢笔上学了，好意思吗？不带枪上战场的人你把他叫什么？”学生大声说：“将军！”

　　十年前流行一句话，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也是“理念”，意思是清晰的，是一切以经济为中心。但细琢磨一下，毕竟有挂羊头卖牛肉的不妥当。文化是实实在在的事物，不能当幌子利用。

　　曲江三处遗址公园不是“将军”行为，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是更开放的芙蓉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