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日周 （资料图片）

杜善学 （资料图片）

仇和 （资料图片）

　　□记者 史佳

　　核心提示

　　太行之巅的长治，曾因颇富争议的市委书记吕日周而名扬天下。9月底，现任长治市委书记、市长的举动再次吸引了国人的目光——率先在山西省将印有市委书记、市长手机等联系电话的96万张“名片”，发放到长治的各个角落，期待与群众建立一种不被遮蔽的信息平台和非常态的信息接收方式。长治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方式首开与群众联系的“高速路”？这种做法是务实还是作秀？一张薄薄的名片，是否能成功搭建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桥梁？长治“名片”的诞生与仇和“昆明新政”的相似特性究竟隐喻着什么？

　　长治首开官民“高速路”

　　9月26日，长治。

　　在英雄北路做生意的张先生拿到印有市委书记杜善学、市长张保手机等联系电话的“名片”时颇感意外。“以前总感觉到市领导的联系电话很神秘，我也会这么轻易地和他们联系，这是真的吗？”张先生将信将疑，很快也有一些人陆续看到，当天的《长治日报》报眼位置也刊登了《关于公开市委书记、市长电话的公告》。

　　这一新闻引起轰动，成为国庆长假期间长治人议论最多的话题，新闻的放大效应也立即显现，《山西日报》10月4日对此做了报道，很快，新浪、网易等门户网站在显要位置给予转载，报道中用了“首开全省先河”等字样，网友的各类跟帖有“风起云涌”之势。

　　其实，长治“名片”的真名叫 “长治市社会稳定安全生产联系卡”，是长治市委、市政府为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推出的一项新举措。名片上，详细印有该市市委书记和市长专门为接待群众而设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群众如发现身边、单位周围存在影响全市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的问题及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电话举报反映，也可编发短信发送。市委、市政府将根据群众反映的情况进行调查落实。市委、市政府将认真逐条落实解决，对有贡献人员将酌情奖励。

　　据一位在长治市直机关工作的同志讲，长治“名片”的意义是对于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中的隐患问题，能在最短时间上报提供最快捷的方式和有效渠道，这也是为全民参与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平台。

　　也有人指出，长治“名片”出台的背景与毗邻的襄汾市“9·8”溃坝事故有关，疯狂的泥石流瞬间吞没了268人的生命，也击倒了省、市、县、乡四级主要的官员，一些官员也因涉嫌“玩忽职守”等罪名被送上法庭。处于产煤大省的长治市，近年来同样有着煤矿安全事故多发的背景，某些行政系统和安全监督环节的失守，引起一些地方决策部门的警觉，使地方长官迫切需要一种不被遮蔽的信息状态，因此更迫切需要一种非常态的信息接收机制。这无疑是长治“名片”的一种现实背景。

　　信息的公开同样也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山西一家媒体工作的小王解读长治“名片”时说，长治“名片”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渠道的问题，更主要的是领导的决心和态度。他说，此次长治共印制了96万张 “名片”。这些“名片”将通过公安局、煤管局、民政局、各县区等单位，集中在三天时间内分别发放到全市1万名公安干警、5万名煤矿工人、10万市民家庭、80万农民家庭。这种发放规模和密集程度可能是少有的。

　　长治“名片”是未雨绸缪之举，这种变化必然是一种治政改良。

　　作秀还是务实？

　　长治“名片”新闻在各大网站刊载后，引起网民的极大兴趣，有网民认为此举“至少有为人民服务的想法，这是社会的进步，是其他政府学习的榜样！”。“我期待这种做法能够开启一扇民主运作之门，成为激活官民沟通对话、全民参与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的标本”。但也有诸多网民认为是“作秀”，他们的意见可归纳为“一、打得通吗？二、打通了是市长本人接听吗？三、市长本人会与你说上十句话吗？四、说上十句话能解决问题吗？”

　　有网友调侃到——你拔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拔——

　　新生事物毕竟是要经历现实检验的，对长治“名片”的真诚和现实意义的检验才刚刚开始。

　　“我们不害怕争议，我们在争议中前行”。在长治宣传部门工作的一位同志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公布市委书记、市长的手机电话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是经过反复论证的，目的就是减少中间程序，让群众第一时间将重要情况反映给最能解决问题的人”。

　　对于网民的质疑，这位同志表示“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新生事物“不被争议就不正常”。他说仇和在宿迁和昆明的新政就备受争议，但其出发点是好的，结果自然差不了哪去。

　　仇和的确是中国政坛的另类角色，他在政坛推行新政的铁腕方式一直充满争议，有留美背景的他在推行新政时的人治色彩使其饱受诟病，但争议的结果是其“节节攀升”、“胆子更大”。仇和的新政践行路线契合了这个时代的愿望和追求，他的行为让人们逐渐看到了真诚。

　　中国政坛以创新治政闻名的风云人物、曾任长治市委书记的吕日周认为，我们现在改革的方法是创新。创新，没有上级的指示，没有红头文件，没有法律依据，如果有这些，还叫创新吗？那叫做执行法律，执行制度政策，完成领导所布置的任务，那不叫创新。这样的一种创新，肯定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究竟对与不对，需要实践来证明，在实践还没有证明之前，大家用这样的方法和那样的方法，就是方法不一样，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山西长治印发96万张名片公布市委书记市长手机电话号码虽然没有出现“长治纸贵”的现象，但在整个山西，长治“名片”还是第一只螃蟹。

　　这虽然是官员创新的一小步，但对长治乃至山西却是一大步。有长治人是如此评价的。他说，邓小平说过，“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发展才是硬道理。”长治需要这样的胸怀。

　　为什么是长治？

　　地处太行之巅的长治，素有“与天为党”之说，故亦称“上党”。60年前发生于此的著名的“上党战役”揭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近年来，长治人奋发图强，先后获得中国十大魅力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等诸多荣誉。

　　当然，提到长治，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就是吕日周。2000年2月，吕日周在沉寂了整整十年之后，出任长治市委书记。随之，他以惯有的“吕氏风格”在长治市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实验”，而吕日周本人，则在走着一条令人难以置信的治政之路，一份《长治日报》把“吕式”舆论监督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把吕日周推到了争议的浪尖峰顶。而长治，则在这种持续的争议底下，“大部分工作在全省都是第一”。有评论认为，大多数的改革者都不得善终，吕日周的结局恐怕也不会乐观。2003年1月25日，吕日周当选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这样的结果也许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吕日周在主政长治期间，其锐意改革的态度和在中国改革领域的影响给后来者树起了榜样，吕日周还写过一本书，书名叫《长治，长治》，书的名字和吕日周的名字一样，是长治创新的两个品牌。

　　有人认为，长治“名片”或许延续了长治创新精神，但另一个背景也为“名片”的诞生提供了可能。

　　在经过9月之后，中国官场普遍充满着某种焦虑情绪。9月以来，由于垮坝、奶粉等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的曝光，直接导致数十名高官辞职或免职，山西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民等一批官员被免，有的还被移送司法机关，对山西乃至整个官场震动很大，正像舆论所说的那样，中国官场正置于“火山口”之上，长治正处于山西的“高温”地带。

　　有评论认为，仅仅是自上而下的问责，或许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全部，当然也非最理想，但这种强力的问责风暴在体制内所激起的反思与警示，却不可忽视。在这种情形下，一些处于风暴中央的官员，哪怕出于个人职位安稳考虑之计而励精图治，其诚意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真诚，如此的焦虑，都印在“长治名片”的背面，应当看清。

　　或许我们依然可以反思，一张薄薄的名片是否可以承载起安全生产之重，是否可以阻挡一些地方官场陋习之顽劣，是否可以成为政府与民众沟壑之上的桥梁？这只有依靠时间来检验了，但是他的积极意义值得更多的地方、更多的官员警示和反思。

　　“不应浪费了那样一种弥漫于体制内的真诚与焦虑，更不应让它逐渐消解于过去那种官僚体制的漠然与麻木之中。只有当它成为体制改良的一种驱动力，使权力真正听命于正当民意，长治‘名片’的期冀正在于此”。评论家杨耕身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期待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

　　长治“名片”是一只蝴蝶，西安市政府“问计于民”是一只蝴蝶，仇和在昆明公布所有领导干部的电话也是一只蝴蝶，一只只翩翩起舞的蝴蝶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道道独特的风景。

　　2008年，是中国发展历程中记忆深刻的年份，因为北京奥运和汶川地震，这一年刻骨铭心。但当我们以另外的视角去观察一些官员、一些政府在推动制度改革和创新的步伐时，这一年同样值得珍藏。

　　今年年初，身兼“铁腕书记”和“政治明星”双重身份的仇和在昆明刮起了一场新政飓风，拉开了2008年新锐官员推行官场改革的序幕，一时间“昆明纸贵”。

　　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共8万多字，详细公布了昆明市所有党政机关一把手的联系电话和职务分工。当天的《昆明日报》卖‘疯’了。2月16日，《昆明日报》不得不加印了3万份。

　　2月27日，公布了昆明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联系电话。3月4日，同样在昆明日报，刊登了昆明450名政协委员的联系电话。有委员表示，这种架势让人“无处躲藏”。　　

　　最具有“戏剧”效果的是，在2月20日，召开的昆明市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上，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在会上打瞌睡，被仇和毫不客气地“揪”出来，当场勒令辞职，两天后就卷铺盖走人了。有媒体报道说，蒋文辉一时间成为全城，甚至全国的笑柄，还落下了个“瞌睡局长”的外号。

　　仇和推行新政的方式有“暴风骤雨”的特征，相比而言，西安市政府的“问计于民”和长治“名片”看上去就有了“温情脉脉”的特征。

　　为在城市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和民意接轨并使政府与群众的沟通“提速”，西安市政府于9月初启动“问计于民”活动，活动将一直延续到本月底，主要通过媒体向群众征求五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对明年发展预期目标的建议；对明年发展思路的建议；对明年重点建设项目安排的建议；对明年城市建设、改善环境质量方面的建议；对明年改善民生方面具体工作的建议。市民可通过报纸、电视台、电台以及主要网站提出建议和意见。在活动的关键阶段，市长陈宝根做客网站，与网民面对面交流，受到盛赞。

　　民众的热情是空前的，各种意见建议目前已达4000余条。网友“游客828”对市长说，希望市政府能建立起与市民经常性的对话机制，以后经常能交流西安发展的意见。网友“三秦之子”评价“问计于民”时说：“政府能‘问计于民’、市长能通过网络回答大家的提问，本身就是一种巨大进步啊！”

　　有专家指出，西安市政府“问计于民”的举措是推进“阳光政务”、让公众广泛及时参与政府决策的创举，和仇和的昆明新政、长治的“名片”等一样，架起了官民交流的“高速路”，是以渐进的方式推动政务改革。他说：“如果把他们比喻成一只只蝴蝶，他们扇动的翅膀都感到了气流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