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读了肖建国、潘长安两位同学追忆40年前西安市几千师生集体排演《东方红》的文章，过去的那一幕就只会永久地封存在某个记忆的角落，而且在岁月的剥蚀下日渐消失。这是一个不断加速并促使着人们去遗忘过去的年代；当然，这里所说的“过去”，是相对于我们这些已经开始步入老年、而且也不幸地是从那样一些岁月中走了过来的人来说的“过去”。我们知道，任何形式的“回忆”都可能在耻笑和不屑一顾中使本来只属于自己的“财富”化为乌有。然而我们依旧顽强地维护着“回忆”的权利，并以此告慰那些已经永远逝去了的同伴和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有些茫然的顾盼。

　　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40年前的那一幕有着太多太多的“第一次”：那是第一次与那么多人在一起吃着那么好的饭菜，第一次那么荣幸地在反复排练中放声高唱，第一次在重温和再现历史中感受到力量的源泉，第一次穿着整齐划一的服装登上人民大厦的舞台，第一次享受掌声，接受领导人（而且是胡耀邦）的接见，第一次对美丽、风采、才干、出众有了如此切近的体会，第一次……第一次知道了我的好朋友咪咪（胡谦诚）能拉那么好听的二胡，而且在夜深人静的教室里，听他拉《江河水》时又总是那么热泪盈眶。他后来离开了我们，永远地离开了，但《江河水》永在，他的音容笑貌永在。许许多多在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到了那个场合也变得让人永世难忘：我原来被挑去排演《就义歌》，戴着脚镣手铐走了一个来回就被宣布取消资格，但那种荣誉感却让我至少兴奋了一个星期。后来就参加大合唱，这看似一件谁都可以滥竽充数的事，但依旧神圣得一塌糊涂。还记得登上舞台的那一刻，排在我后面的一个同学踩掉了我的鞋子，那时又不能弯腰，只好就那样一直趿拉着鞋子坚持到下场。所有这一切，在笑谈中都成为一种对友情与幸福的回味。

　　当然今天回头去看，最深的印象还是那种被调动起来的“表演欲望”。

　　我们这些中小学生作为一个“受众群体”，总不能不在大人和老师们的教育下长大成人。我们接受着各种各样的教育，而是否“听话”又成为“好坏”的惟一标准。如果说以前所有的教育还只停留在课堂上和书本里的话，通过排演《东方红》，诸如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拜，对阶级敌人的无比仇恨以及渴望革命之类的“教育”，就已经通过表演熔化为自己的血肉，变成了自己的信念。再加上青春期的萌动，我们慢慢地也就从一群“听话”的“受众群体”转变为力求主动（或继承先烈遗愿，或背叛自己的出身）改变世界的“红色接班人”。也许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存有各种各样的欲望，这些欲望在我们那个年龄还是朦胧的、蠢蠢欲动的；最早意识到自己这些欲望的，也就最早有了独立的自我意识，并在行动中显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

　　我们都期待着那样一个能充分表现自己的忠诚的机会的到来。

　　排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给了我们最初的表演机会，通过舞台上的表演，有了那么多的“第一次”，享受到了如此令人晕眩的荣誉和赞美，怎么能不让人激情澎湃，渴望着在现实生活中“重塑辉煌”？

　　（本文作者系上海同济大学文法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研究西方哲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