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张雷先生访谈
发布:2017-06-03 13:03     来源:西安新闻网   编辑:雷莹

    1977年11月,全国570万考生走进了中断十一年的高考考场,开始了一场命运的博弈,其中陕西20万考生。时光荏苒,一晃40年。2017年,全国参加高考近940万人,陕西考生32.8万人。40年来,高考成为个人命运的支点,中国有超过2亿人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高考也是中国的支点,中国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中国的命运从此改变。

    ——我们致敬40年间无数拼搏于高考考场的人们。我们祝福2017年参加高考的学子们。

 

    高考记忆——1994

    张雷:“并轨一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道分水岭

【人物档案】张雷:男,湖北黄冈市英山县人。1994年参加高考,毕业于长安大学汽车应用工程专业专业,现为长安大学渭水校区试验基地主任。

【人物语录】“那是一个漫长而又充满艰辛的过程。”

【采访时间】2017年4月13日

 

    对中国人来说,高考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话题。年年岁岁“考”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每年一次的高考,吸引着社会各方面高度关注的目光。高考改革是一个长盛不衰的热点话题,也一直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

    在2017年高考来临之际,西安报业传媒集团新媒体中心年度策划“支点中国•40年高考纪”采访团队走进长安大学渭水校区试验基地,特邀汽车应用工程专业的张雷老师,共同探讨作为“并轨一代”94级高考学子的心路历程。

    备战高考:寒窗苦读,闻鸡起舞

    自从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大学生的身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始终是个人人艳羡的“金牌”。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高考对人生前途的影响依然很巨大。所以,无数的考生不管再难再苦,但凡有一点点希望,都会拼尽全力去挤高考这座独木桥。

    而众所周知,湖北省是全国人口大省及教育强省,在高校扩招之前也一直属于高考竞争比较激烈的地区。当年就读于湖北黄冈英山县第一中学的张雷对此体会尤深。

英山县第一中学

    “高考备考是一个漫长而又充满艰辛的过程”。由于英山一中临近大别山区,很多学生都是从山里出来的孩子,对于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十分珍惜。据张雷回忆,高三那一年里,班上的学习气氛紧张而又热烈,大家每天早上不到6点钟就起床,晚上12点钟睡觉,迎着晨曦,顶着夜幕,奔走于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尤其是到了考前的复习阶段,通宵达旦,挑灯夜读的人不在少数)。高三的生活十分忙碌,课桌上、抽屉上、书包里都堆满小山堆一样的考试资料,每天都在书山题海里摸爬滚打,但是那个年代的小县城不像现在的大城市可以选择五花八门的各类补习班,大部分考生在复习阶段主要还是围绕学校油印的卷子和老师准备的讲义来备考。

    每当追忆起往事,张雷还会回想到那时艰苦的生活条件,“高中时期,学校实行寄宿制,主要是在学校食堂吃饭,每餐就只有一样菜,口味不好,菜里也没什么油水。食堂每个月能破例开一次荤,大家就很高兴了。此外,班上很多同学都会自带米粮,在灶上弄熟了就着咸菜下饭。那会儿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由于吃得不好,营养就跟不上,对身体多少会有点影响。虽然那时的生活、学习条件都比较差,但是大家的学习成绩却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响,正是因为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每个人反倒都更加勤奋地学习,都希望能够通过高三一年的努力考到一个理想的成绩,最终能够实现上大学的梦想。”

    走上考场:在压力与期待中前行

    1994年7月,是张雷人生中注定难以忘记的时间节点,在那个炎热的夏天,在没有电风扇的考场里,他参加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高考。考前的几天里,考生们结束了挑灯夜战的状态,基本上都在蓄精养锐,查漏补缺最近几次模拟的失分点。

    而正是那一年高考,原国家教委在高中会考基础上,推出了“高考3+2”科目改革,即文科“语数外+历史、政治”,理科“语数外+物理、化学”。也就是说,94年高考全国统一命题,在此期间文科取消了地理科目,理科取消了生物科目。

    “我考的是理科,取消了生物考试,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打击,因为对于生物这门课我是比较偏爱的,平时成绩也相对较好,失去了一个可以拿分的优势科目,多少有些郁闷。但从考文科的同学那里得知,地理科目的取消,使得复习内容减少了,感到轻松的人还是多一些。”张雷说道。

    谈起那一届高考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张雷的神色也顿时黯然下来,“在我们的那个考场上,发生了一件十分令人惋惜的事情,一个平时成绩很好的女同学,可能是因为考前没有休息好,加之紧张,就晕倒了,尽管她坚持考完了剩下的几门课,但由于缺少一门课的成绩,最终还是没有考上大学。要知道,那时候一个偏远地区的农村家庭并不富裕,坚持供女孩子读到高中很不容易,考不上大学就得回乡务农,在考场上突发变故真的让人感到非常的遗憾……”

    张雷回忆说,其实在高考期间自己也是挺紧张的,但这种紧迫感主要不是来自父母的压力,更多的是因为自己希望考上心仪的大学,“我上学晚,当时都19岁了,和现在十七八岁的大学生还是有差距的,我生在普通工人家庭,经济条件一般,但父母都很支持我参加高考。当时周围的人对于能够读大学的知识青年也是很羡慕的。”

    志愿录取:一个新的开始

    高考志愿录取是考生跨入理想大学的重要选择,每年填报志愿时,怎样选择高校和专业,都是考生和家长们所关注的热门话题。

    在上世纪90年代,西安是部属老牌高校最聚集的地区,居于全国第二位,仅次于北京。所以,张雷在报考志愿的时候选择了长安大学,也就是当时西安公路学院——全亚洲唯一一所以公路桥梁建设为主的学校。张雷回忆说:“收到录取通知书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事先已经知道被录取了——电话查分,甚至可以查到被哪个学校录了。”不过,对于能够去外地开始自己独立的学习和生活,他还是充满了期待,“因为在高考扩招前的90年代初期,大学生‘天之骄子’的称呼依然叫得很响,考上大学对于自己的生活确实带来了很大的改变。首先是自己的身份从工人变成干部,户口从县城移到大城市了;其次,自己也要离开父母,开始独立的生活,自己计划花钱,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再来回顾高三一年的学习生活,张雷豁达地表示,虽然那是人生中比较辛苦的一段时光,但也正是因这段艰苦的时光使人养成了坚毅不拔、吃苦耐劳的作风,并且打好了学习的基础,最终也实现了自己心中上大学的梦想。

    70后,被高考改革的一代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一直被赋予一项重要的职能:培养国家干部。在之前的那个年代,国家实行的是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政策。只要考上大学,小地方出身的孩子就可以换成“城市户口”,并拥有一个国家干部的身份。那时在校就读期间吃的是“皇粮”,什么费用都不用交,每月还能享有伙食补贴,连医疗费都全免。高考被称作与“当兵”一样的“跳出农门”的机会,只有成为“大学生”,户口、粮票等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如果还有人对1977年570万名年轻人涌入高考考场的情形无法理解,那么从当年依附在大学生身上的诸多福利来看,或许能有一点启发。

    而1994年,正逢中国大学教育改革的一道分水岭。这一年,原国家教委下发文件,在北大、清华等全国37所重点院校推行招生并轨改革试点,不再分计划内招生和计划外招生,对所有考生实行统一的录取分数和收费标准,并以方针政策为指导,从招生开始通过建立收费制度,以奖学金制度和社会就业需求信息引导毕业生自主择业。这份文件,明确了今后大学教育改革的方向,对高考招生改革影响之深远持续到今日。

    94级的考生适逢高考开始试点“并轨”改革,高校也逐步开始探索“学生上学自己缴纳部分培养费用、毕业生多数人自主择业”的新机制。作为教育制度变革最猛烈年代最直接的见证者,之前十几年的定式思维被打破,大学教育告别免费,毕业也不再包分配。

    面对新的形势,张雷表示,尽管现实的落差使得心里难免有所波动,但对一个从小地方来的考生来说,还是非常珍惜这个跳出大山的机会的,“并轨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当时需要自己掏钱上学了,但一开始交的钱还不算多,大一那会儿也就是三百多块钱一年,最后大四那一年才涨到四百多块。那时,国家对每个学生还保留了一定的生活补助,大概是每个月35元的饭票,节约一点的话也足够应付生活了。虽然毕业之后需要自己出去找工作,但好在当时的本科毕业生队伍不像高考扩招后那么庞大,只要专业对口,自主就业的机会还是挺多的。”

长安大学渭水校区

    不过,随着高校扩招的推进,大学生的含金量也在逐渐下降,高考这座“独木桥”陡然宽了许多,但是就业之路却比以前更窄了。在“并轨”改革之前,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时代,大学生就业不以自己的职业规划为转移。当没有选择权时,接受一份工作,就像接受命运的安排。但当拥有选择权之后,大学生们才发现,事实上可选择的越来越少。

    寄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如今的高考,正在抛开“知识改变命运”的光环,慢慢变成一种全社会广泛参与的事情。在毛入学率高达70%-80%的今天,读大学也逐渐成为了一种“大众化普及型教育”。高校扩招所带来的教学资源的扩大让更多的人有了走进大学校园的机会,大大扩展了高等教育的受众面,但也引发了关于“高考是否还能改变命运,大学文凭是否贬值”的激烈争论。

    对此,张雷老师认为,“理性地跨过高考这道门槛,意味着开启了人生的新起点,但高考也仅仅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顺利迈进大学只是一个成功的起点而已,前路漫漫,革命还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而对于高考没有考好,失去上大学机会的同学,也要正确面对,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什么时间努力追赶都来得及,就是怕你不肯付出。”

    另外,作为高校教师,最为深切的感受便是这些年来高等院校在生源结构上发生的显著变化:94年大学实行高收费政策以前,农村学生相对比较勤奋,大学生中来自农村的学生占50%到60%;但在大学实行高收费政策之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比例急剧下降到20%到30%,大学生的主体人群变成了城镇学生,这种现象在名牌大学里更加普遍。

    对于这种两极分化的趋势,张雷老师表示,40年来高考制度已历经许多变革,无论是考试的内容和题型、试卷的难度等,都不可同日而语。但高考也有其不变的方面,主要体现在社会大众对于高考寄予了能够发挥公平选才作用的巨大期望。目前,自主招生、推荐面试、三位一体综合素质评价等其他招生方式在总的比例中还不是很高,虽然这些方式会逐渐尝试推广,统一考试的成绩可能会逐渐减轻其绝对权重,但无论怎样改革,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机制还是应该保留下来,并始终成为以高考成绩作为录取的重要依据。

    张老师还谈到,我国毕竟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农村地区的教育事业是国家发展的基石,事关民族的兴旺、人民的福祉以及国家的未来。高考制度是社会的稳定器和减压阀。因此,把提高偏远地区高等教育入学率作为一个战略性问题进行全局性的思考与筹划,实在是当务之急。

    (文/西安报业新媒体中心记者 雷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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