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峥嵘岁月 写在西安解放70周年之际
2019-05-28 15:35  来源:西安新闻网-西安晚报     /  编辑:刘婧媛

上世纪50年代,惠志清在西安留影。(作者供图)

  

惠志清(左)和哥哥1947年2月在延安留影(作者供图)

  □惠志清

  1949年5月20日,是所有西安人都应该记住的日子,这一天,人民解放军攻入西安,千年古都回到了人民怀抱。那一年,16岁的我作为西北文工团的一名文艺工作者,见证了西安解放的前前后后,也为歌颂新西安、歌唱新中国奉献了自己的热情和才华。70年弹指一挥间,昔日风华正茂的我已到耄耋之年。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目睹70年来城市的沧桑巨变,我不禁心潮澎湃、思绪难平……

  1933年,我出生在延川县一个叫董家沟的贫穷小村落。小时候看到住在村里的人民子弟兵和老百姓互帮互助、鱼水情深的情景,幼小的心灵便萌生了成为革命部队一名光荣战士的愿望。

  1945年我12岁那年,表哥白友三回家探亲,他1926年参加革命,当时在延安工作。我提出要跟他去当兵,但遭到了家里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我年龄还小,应该一边念书识字,一边放养家里的八九头山羊。经过一番争取,家人最终妥协,我跟着表哥去延安保小上学。但由于我突然生了一场大病,等到病愈后步行辗转赶到延安时,学校已经开学了。那时的我一心想留在延安,不愿再回家,于是跟随表哥住到了西北局组织部。过了不久,表哥介绍我去老家邻村一个老乡——西北党校组织科长刘左诚那里当勤务员,打水扫地处理杂务。

  1947年3月,胡宗南部进攻边区,延安保卫战拉开序幕,党中央、毛主席深思熟虑、运筹帷幄,决定转战山区,诱敌深入,创造歼敌良机,消灭敌军有生力量。194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彭德怀出任西北野战兵团统帅,指挥西北战场作战。

  根据安排,当时不到14岁的我跟着部队从延安出发,踏上了转移的路程。在转移队伍中,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年少体弱的人坐着牛车走在前面,每天通常要走几十里山路。3月的陕北满目冰雪,气候十分寒冷。我们坐在牛车上过河的时候,车轮被大石头卡住了动弹不得,大家只好下车蹚水过河。刺骨的河水和冰碴子刺疼了皮肤,寒气直冲骨髓,等上岸的时候,我的两条腿已冻得没有知觉,从此落下了关节炎的老毛病。

  在延安保卫战中,我西北野战军取得了羊马河、蟠龙和青化砭三次重要战斗的胜利,国民党精锐部队损失惨重,基本上丧失了战略主动权。其间,国民党军也曾发起猛烈反攻。当时西北野战军党校曾把我安排到军机关,西北军组织科长,也就是后来的中共西安市委书记李万春提出让行进有困难的人员就地留下安置。于是我和他的夫人、儿子等人就在农村住下了。1947年9月,李万春夫人和儿子被召回部队,我随同他们又回到了党校,并跟随部队穿越急流,冒着炮火,从陕北渡黄河前往山西。

  在转战陕北的前后,我还经历了从一个勤务员到文艺兵的角色转换。我从小嗓子特别好,放羊的时候时常会来一段陕北道情。1947年我们大部队撤离延安前的那个春节,我被抽调到延安秧歌联队,在《耙耙和盒盒》剧目里扮演一个地主家的小孩。剧中有个情节是,需要地主支援前线的时候,吝啬的地主说自己家没有钱,而我饰演的地主家的孩子当面拆了老地主的台,揭发家里的粮食和钱藏在哪里。

  演出很成功,我饰演的角色也得到了大家的肯定。自此以后,我的文艺兵生活开始了,作为西北文工团的一员,先后去了陕甘宁边区财委、陕甘宁边区政府礼堂等地方表演节目。陕北降水很少,我们一跳秧歌便漫天尘土飞扬,即便条件艰苦,也没有那么多的板凳可坐,还是有很多人赶来站着看表演。

  转移到山西时间不长,我们便在1948年10月又回到陕北。经过简单休整,我所在的机关开始转战关中地区,但我个人因为身体原因暂时留在了延安。到快过年的时候,延安地区的秧歌联队又把我抽调了过去。

  在延安的这段时间,大家进行了学习、总结和评比,我们也荣获了两次三等功。与此同时,古城西安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1949年5月,我们准备进西安给市民群众表演节目,当时大家对西安的风土人情完全不了解,于是队伍准备在洛川进行培训,对即将在西安开展的工作进行策划和安排。当我们还在行军路上时,意外地得知了西安解放的消息!

  原来,1949年5月17日晚,第一野战军(原西北野战军)第六军接到解放西安的命令后昼夜兼程,挺进咸阳。5月20日拂晓抢渡渭河成功,全歼河防守敌,直逼西安。第17师五十团渡过渭河后迅速攻下三桥镇,登上铁路工人准备好的火车风驰电掣般地向西安开去,在火烧壁附近只用了二三十分钟就消灭了由北郊草滩撤退的敌军,很快占领了西安火车站,夺下北门(安远门)。当天11时由北门直入市区与从西门攻入的第17师四十九团在鼓楼会合。与此同时,第16师四十六团由南门攻入城内,第17师四十八团在四十六团的配合下占领了飞机场。这时城内的西安地方党组织早已发动群众,积极迎接攻城部队。下午2时,第六军完全控制了西安,军长罗元发等随同部队进驻西安。其后,当时的长安、临潼、户县、蓝田等县也相继解放,国民党在西安的统治彻底宣告结束。

  在解放西安的战斗中,我军共俘获国民党官兵1274人,缴获各种枪支1973支,各种火炮51门,各种弹药17.4万余发,以及大批军需物资。1949年5月21日,人民解放军在西安举行了入城仪式。浩浩荡荡的入城大军军容整齐、威武雄壮,古城在激荡,人心在沸腾,人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庆祝西安获得新生。

  而我们也没有在洛川停留,一路马不停蹄赶到了咸阳,搭上一辆拉煤车前往西安。1949年5月25日,我们西北文工团进入西安,7月至10月先后在群众堂、西安发电厂礼堂、西铁局工人俱乐部、大华纱厂俱乐部等处演出《白毛女》《刘胡兰》《血泪仇》《周子山》《二流子变英雄》等红色经典剧目。1949年11月,西北文工团一、二团合并,定名西北文艺工作团,住处也由群众堂、实践商业职业学校移至西一路今省文化厅处。西北文艺工作团下设歌剧组、歌舞组、舞台美术组,共计200余人。

  1950年,西北文艺工作团进入西安后,把一个个创作、改编、移植的新歌剧送往工厂、农村、兵营和校园。当时文工团的歌唱演员、后来的中央民族乐团国家一级演员刘燕平在新歌剧《保卫村政权》中成功地塑造出一个嘴脸伪善、形象逼真的关中地主婆形象。同年还在《白毛女》剧中饰演喜儿,受到观众好评。

  1960年,西北文艺工作团赴京在人民大会堂、怀仁堂演出,周恩来、陈毅、李富春、习仲勋等中央领导接见了我们,并与全体演员合影留念。1963年,西北文艺工作团迁往碑林区文艺路,改名陕西省歌舞剧院,这是后话。

  70年光阴荏苒,但我跟随解放大潮进入西安,用文艺作品歌颂新时代的情景还经常浮现在眼前。曾经的艰苦岁月已成过去,但那个年代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将会成为红色基因永远流传。70年来,我一直告诫自己要不忘初心、永远保持革命传统。我也经常教育我的孩子,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认真干事、无私奉献,这样才会实现美好梦想,创造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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