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则历史故事的启示

2021-09-11 09:42:33来源:西安晚报
来源:西安晚报 西安报业全媒体编辑:雷莹 2021-09-11 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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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旭彬

先说二则故事。

西汉河平二年(公元前27 年),汉宣帝的第四个儿子东平王刘宇来到长安,向他的侄子汉成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希望皇帝可以将宫中所藏诸子百家之书与太史公所写《史记》赐一份给自己,让自己带回封地慢慢研读。

汉成帝找来舅舅王凤商议此事。王凤坚决反对赐书给东平王,理由是“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

意思是,诸子百家之书与朝廷宣扬的主流经义、褒奖的圣人行迹是唱反调的,《太史公书》记载了战国时期隐秘的纵横家权谋,披露了本朝开国的秘事,这样的书籍不能赐给诸侯王。

汉成帝采纳了舅舅的意见。他告诉叔父,“‘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好好读朝廷推荐的“五经”就行了,那里面记载了天底下所有的事情。

皇帝拒绝赐书给诸侯王的背后潜藏着自秦汉至明清始终袭用的古老统治术,即公开宣扬的历史脉络与运行逻辑往往并不是真实的历史脉络与运行逻辑。王凤所谓的“汉兴之初谋臣奇策”,直白点说就是“刘氏夺取天下的真实手段”。真实的手段大多诡诈而残酷,无法拿上台面。东平王刘宇对诸子百家之书与《史记》的兴趣,换回的是汉成帝对他的更严密监视。

第二个故事。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宋徽宗赵佶在位,权臣蔡京当道。在赵佶的授意下,蔡京亲笔书写,将司马光、苏轼、秦观、黄庭坚等三百余人列入了“奸党”名单。这么做的原因是这些人反对“新法”,批评朝廷以搜刮民财为要务。宋徽宗与蔡京“令诸州据以刊石”,命各州县根据名单刻成“元祐党籍碑”,即“奸党碑”,立遍全国。

要刻石碑,自然就需要石匠。长安有一位石匠叫作常安民。朝廷让他刻碑,他接到任务后,跑去见负责此事的地方官。常安民说:“民愚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祐大臣如司马相公者,天下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镌也。”意思是,我常安民是个老百姓,理解不了朝廷立碑的深意,但像司马光这样的大人,大家都称赞他正直,如今朝廷却说他们是奸邪,我不忍将他们的名字刻在“奸党碑”上。

地方官闻言大怒,要治常安民的罪。常安民于是说:“被役不敢辞,乞不刻安民镌字于碑,恐后世并以为罪也。”他的意思是,自己只是一介草民,不敢推辞朝廷的任务,但是请求朝廷不要将自己的名字刻在碑上,告诉后世“奸党碑”是自己刻的。

常安民的故事最早见于《邵氏闻见录》,这本书的作者邵伯温生活在两宋之际。邵伯温在他的书中说,他愿意把这个庶民的故事写下来,是因为“一工匠耳,尚知邪正,畏过恶,贤于士大夫远矣”。意思是,石匠尚且知道是非和善恶,比许多士大夫强多了。

常安民是一位真实存在的陕西石匠。迄今仍有史料可查、署名由常安民镌刻的石碑尚有六七块之多,如《奉天县新修浑武忠公祠堂记》《宋故清河县君张氏夫人墓志铭》《京兆府学移石经记》《游师雄墓志铭》《孙昭谏墓志》等。

常安民不是唯一不愿助纣为虐的石匠。江西九江的石匠李仲宁开了一间“琢玉坊”,崇宁二年,九江的地方官让他去刻“元祐党籍碑”。李仲宁委婉地拒绝了官府的征召:“小人家旧贫窭,止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意思是,他告诉地方官,自己以前很穷,谋了份石匠的营生,将苏轼、黄庭坚的诗文刻在石碑上,才勉强得以温饱。今日朝廷要我把他们的名字刻在“奸党碑”上,想到自己从前的工作,实在下不了手。

1970年出土的《中书舍人曾巩墓志铭》与 1972年出土的《刘元周妻易氏墓志铭》证明了李仲宁确有其人。他的故事出自《挥麈录》,这本书的作者王明清生活在南宋初年。王明清说,地方官很佩服李仲宁,满足了他的愿望,而自己也很佩服李仲宁,所以把他的故事记录下来。

站在文明史的角度,常安民与李仲宁等人物其实远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更为重要。美国历史学家海斯有一段论述:“凡爱抽象的人类,而侮辱具体的个人者,或出口便是对人类应负的责任,而无暇为其邻居服务者,这类的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不相信他。”苏联教育家瓦西里·亚历山德罗维奇·苏霍姆林斯基也有类似的感慨:“没有对人的同情心,就不可能有仁爱精神。爱全人类容易,爱一个人难。”

《秦制两千年》,谌旭彬/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编辑:雷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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