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讲话》在新时代的意义

2022-05-11 10:51:52来源:西安新闻网
来源:西安新闻网 西安报业全媒体编辑:章学锋 2022-05-11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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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八十周年。80年前的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如一盏明灯为新中国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的文艺是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的”“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在党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全中国文艺气象焕然一新。本网今日重磅推出著名文艺评论家、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柏峰围绕《讲话》历史背景和主要观点、带来文艺蓬勃发展和在域外的深远影响等方面撰写的评论《毛泽东<讲话>在新时代的意义》,以飨读者。

毛泽东《讲话》在新时代的意义

柏峰

毛泽东《讲话》公开发表已经过去了80周年,这篇在中国文艺史上首次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光辉文献,在新时代仍然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意义是事物所包含的道理和思想。意义主要体现在解决了什么问题和提供了怎样的新的发展路经,也体现在是否具有普遍的恒久的价值。毛泽东《讲话》在新时代的意义,分三个方面来说,其一,《讲话》历史背景的和主要观点;其二,《讲话》带来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其三,《讲话》在域外的巨大影响。

一、《讲话》的历史背景和主要观点

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23日,毛泽东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什么要召开这次文艺座谈会呢?

毛泽东在《讲话》的结论部分明确地指出:“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段话里说明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原因和历史背景。

毛泽东的这段讲话讲了七个方面的实际情况。这七个方面,从全局着眼,既把当时抗日根据地的文艺情况放在了全国乃至世界总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之中,又把重点放在了对革命文艺的性质特征和发展方向等根本问题上,提出了“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而“我们的问题”就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正确发展”。

为了“求得革命文艺正确发展”,毛泽东在《讲话》里阐述了以下主要观点:

其一,阐明了革命文艺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在《讲话》里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这里的“党的文艺工作”是指党领导下的文艺事业,而“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是指革命文艺事业在总方向上要和整个革命事业相一致,这是革命文艺的地位。革命文艺的作用,毛泽东指出“是对于整个革命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了更全面更深刻地论述清楚革命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讲话》还进一步阐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说“文艺是从属政治,但又反转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具体来说,毛泽东进一步论述道:“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在《讲话》里毛泽东明确了革命文艺的地位,也明确了革命文艺的作用,阐述清楚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其二,确立了文艺为人民的方向。这是《讲话》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因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文艺为什么人”这文艺方向的提出,彻底颠覆了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文学价值取向问题,确立了革命文艺接受对象是人民。《讲话》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这是因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也就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只有在历史的创造者身上,才蕴含着文艺无穷无尽的活水源头,一旦离开了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是千百年的无数优秀文艺作品所证明的道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更加有力地论述道:“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里指出:文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强调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其三,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的观点。毛泽东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来解决这个文艺创作的根本问题——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里,对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作出这样深刻的科学的论断和明确的表述这还是第一次,同时,毛泽东又从辩证的观点出发,在肯定生活是第一性的,文艺是第二性的基础上,又充分地阐明文艺可以而且应该比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毛泽东肯定了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这个不能有丝毫动摇的唯物主义思想,而且也充分肯定文艺反过来对于生活的能动性,又肯定作家创作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这里的生活是指人民的生活,因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如果我们的文学是真实的,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便不能不把真实地反映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在这里,毛泽东不仅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决文艺与生活这个文艺创作的根本问题,而且把这个观点贯彻到社会生活中去,认定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和劳动人民的创造活动分不开。文艺要反映生活,而且主要就要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所以,要求“中国革命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在这“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即生活中“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获取大量的文艺素材和生活资源,同时,实现审美情感的转化,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民族形式的艺术作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而“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的辛勤劳动、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才能洞悉生活本质,才能把握时代脉动,才能领悟人民心声,才能使文艺创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广大文艺工作者不仅要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脉搏、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民放歌。”同时,又指出:“一切有追求、有本领的文艺工作者要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不断发掘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物,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风格,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形象,为时代留下令人难忘的艺术经典。”这是对深入生活精辟准确的论述,也是对新时代文艺的伟大擘画和殷切希望。

其四,提出了关于文艺批评的标准。毛泽东在《讲话》明确提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毛泽东具体论述道:“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当然这只是从动机上来看,判定好坏还要结合社会效果,从政治上说,“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毛泽东关于文艺批评的标准是针对上述的当时延安的8种糊涂的文艺观念,这8种错误观念,主要是:1.“人性论”;2.“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3.“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4.“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5.“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6.“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7.“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8.“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等错误观念。这既是最基本的也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提出“两个标准”和“三统一”的革命文艺批评标准。而“两个标准”和“三统一”革命文艺批评原则,对当时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理论提升是有教育作用的,为解决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模糊认识乃至以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批评要“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这就“要求文艺批评工作者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说真话、讲道理。”给文艺批评提出了的新评判要求,对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2021年8月,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进行科学的、全面的文艺评论,发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健康繁荣发展。建立线上线下文艺评论引导协同工作机制,建强文艺评论阵地,营造健康评论生态,推动创作与评论有效互动,增强文艺评论的战斗力、说服力和影响力,促进提高文艺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精神食粮。”这是毛泽东《讲话》中关于文艺批评的论述在新时代的深化和发展。

二、《讲话》带来了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

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沿着文艺为人民的方向,深入到沸腾的革命斗争中去,深入到乡村生活中去,文艺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变化。一是作品的主题和题材发生了显著而深刻的变化,描绘人民群众的生活斗争在整个文艺创作中占了优势,这种描绘渗透着作者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革命感情,反映了人民群众崭新的生活风貌。

1.文艺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作品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熟悉的乡村场景,开创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流派“山药蛋派”。孙犁创作于1945年春天的小说《荷花淀》,通过描写白洋淀里一群美丽的女人,衬托出她们对正在浴血奋战的丈夫的一往情深,意境优美,语言明净,富有诗意。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都在主题和题材上与二三十年代的小说迥然不同。

2.塑造了新的人物形象。人民群众尤其是工农兵在文艺作品中成为主人公,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等人物的中心位置,而是把推动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主要动力的人民群众推向艺术舞台,成为光彩夺目的主要人物形象。例如贺敬之、丁毅执笔创作的歌剧《白毛女》,通过塑造“白毛女”杨喜儿的人物形象,表现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鲜明主题思想。李季的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成功地塑造了王贵和李香香这两个觉醒了的青年农民形象。

3.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体现出文艺的“民族性”特色。在毛泽东《讲话》精神鼓舞下,解放区开展了热火朝天的新秧歌运动,秧歌剧《兄妹开荒》以及鲁艺文学院演出的《挑花篮》等等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还有马健翎创作的秦腔剧并在1943年上演的《血泪仇》等,都说明了文艺工作者从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创作出具有富有民族特色的土色土香的文艺作品,深受老百姓的欢迎。

4.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兴起了如火如荼的木刻艺术创作。由于解放区绘画材料和用具如颜料、画布、画纸和画笔的短缺,木刻成为美术工作者常用的创作手段,来反映在党的领导下带来的新的历史境遇下的人民群众新的生活风貌,例如,古元在1943年随运盐队到三边体验生活,相继创作出木刻作品《离婚诉》《宿营》《练兵》《八路军秋收》《减租会》《马锡五调解婚姻诉讼》等。石鲁在这一时期也创作出《群英会上》《民主评议会》《妯娌纺线》等木刻作品。这些作品,内容充实,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也开创了我国现代美术史的新篇章。

在毛泽东《讲话》的指引下,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戏剧创作以及绘画创作,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带来了革命文艺的极大发展和繁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矢志不渝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用丰富的文艺形式,激励受剥削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激励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激励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亿万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激励新时代的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为增强人民力量、振奋民族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新时代,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同向同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真情倾听时代发展的铿锵足音,生动讴歌改革创新的火热实践,在文艺创作、文艺活动、文艺惠民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围绕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党和国家重大活动,围绕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大主题,围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风险挑战,围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广大文艺工作者倾情投入、用心创作,推出大量优秀作品,开展系列文艺活动,发挥了聚人心、暖民心、强信心的作用。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民间文艺、文艺评论、群众文艺、艺术教育等领域都取得长足进步,我国文艺事业呈现百花齐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三、《讲话》在域外的巨大影响

毛泽东《讲话》不但在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向前发展,而且在域外得到不断的“迁延”和影响了世界文艺的发展。

《讲话》受到苏联文艺界的高度重视,1949年俄译本《李家庄的变迁》出版,译者在《引言》里写到:“当抗日战争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在解放区首都延安的窑洞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讲了两次话。他的话成为中国整个进步文学的战斗纲领”。

日本“新日本文学研究会”在1946年就主编出版了日译本《讲话》,书名译为《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1951年,左翼文人鹿地亘重译《讲话》,改名为《1942年延安毛泽东文艺讲话》出版。日本著名作家德永直在他的《静静的群山》第二部“后记”里说:“从第一部到第二部之间,整整空白了四年”,其原因之一是“读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知道自己在创作上的缺点,想努力克服它”,并说,“如果第二部比第一部有点进步的话,这是我接受如本人民英勇斗争的鼓励和《讲话》的启发,努力使自己接近工人和农民的结果”。可见《讲话》对作家的影响是多么深刻而具体。(见《延安文艺史·下卷》)

法国的彼埃·西盖尔出版公司在1949年10月,出版了《讲话》的法译本。1950年,柏林的汉舍尔出版公司根据这个版本翻译出版了《讲话》的德文版,不少的报刊予以摘要或评论,《世界周刊》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毛泽东的创造性业绩在于把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的文艺理论具体地运用到中国的当前情况中。这篇讲话对于我们分析目前德国形势,从而找出有关文艺政策方面的特点,有着极大的帮助。”

上个世纪50年代,波兰的报纸,就读者出版社出版波兰文《讲话》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其中《人民论坛报》说:“毛泽东的《讲话》谈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观,提出了艺术家和文艺批评的任务,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的纲领和党的艺术政策的宣言”。

美国维斯康星大学教授梅·所罗门在《马克思主义与艺术》里,把《讲话》的论点归结为三个方面:人民性、大众化和民族性,他说:“毛泽东在他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强调大众化和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和这一过程相关联的,就是要求运用艺术中的民族性和人民性因素,通过群众的朴实的表达方式和他们自己喜闻乐见的形象,来打开联系群众的渠道。”著名英国学者戴维·克雷格在《<马克思主义文学论文选>导言》节选引述了《讲话》中关于文艺家必须无条件全心全意地深入生活的论述之后说:“西方读者往往认为这仅仅适用于处在动乱状态的落后国家。他们应该思考这一事实:最优秀的小说家——托尔斯泰们、康拉德们、劳伦斯们——所过的生活使他们实际接触到他们社会中各种身份的人。”

德国著名女作家安娜·西格斯曾谈道:“谁要是慢慢地、彻底地读一遍这个《讲话》,一定会发现以前所不知道的、但希望知道的许多问题。谁要是把它读了两三遍,就会得到所有问题的正确答案。毛泽东的听众们来自不同的、相隔很远的地区。毛泽东坚定地向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也像是坐在延安会议厅里发听众一样是合适的。(武生《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在国外》)英国学者戴维·莱恩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一书中曾说:“毛泽东也描述了艺术作品生产过程的一种模式,用普通的词语论及了它的原料和创作手段。”还说,“延安《讲话》也被证明具有一种生产力,一种不是提供现成的思想,而是激发读者思想的能力。”

美国学者刘康在《马克思主义与美学里》介绍,雷蒙德·威廉斯姆说:“强调作家和人民之间社会关系的变迁……毛泽东的选择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强调结合:作家不仅要融合到大众生活中,而且要思想上超越专业作家,转变为新型的大众,包括集体和写作。实践的复杂性依然严峻,但至少在理论上看,这是一个激进观点再表述的精华所在”。威廉斯姆指出,实质上,毛泽东有关艺术家如何再现的实际方法是重要的审美接受和审美交流的观念。毛泽东的《讲话》描绘了审美生产—再生产—接受的理论。

这些域外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对毛泽东《讲话》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有的不缺乏独有的见解。《讲话》已然深刻地影响到域外作家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和文艺创作,有的甚至揭示出《讲话》内涵的美学规律。尽管他们所受到的思想启发角度各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讲话》由衷地认同和高度的评价。

毛泽东《讲话》在域外的传播大都是国外引进与翻译,而我国主动向域外世界的推介还很少。随着中华民族迎来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变化,这种情形在新时代有了极大的改观。向域外积极翻译出版中国文化,加强向域外介绍中国重大理论成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美国新闻周刊《主管策略评论》华盛顿站总编辑威廉·琼斯读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后惊叹“习近平主席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领导人,也是一位有着儒学和中国哲学思想根底的博学多才的学者。”感受到习近平主席“所表述的思想、对历史的认识以及哲学思想的深度”。这说明了中国主流文化正在大踏步走向世界,中国文艺成为世界独特的文化风景。

总而言之,毛泽东《讲话》,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创造性地阐释了革命文艺的地位和作用,坚持文艺为人民的方向,深入生活以及关于文艺批评的标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奠定了革命文艺发展的理论基础,确定了党的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指导和推动了党领导的革命文艺事业蓬勃发展。虽然距今已经过去了80年了,但仍然具有普遍的深刻和恒久的文艺理论生命力和价值,已经和并将继续对中国和世界的文艺事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今天,重温毛泽东《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尤其是《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对推动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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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章学锋】